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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生前披露鲁迅之死疑案 | |
http://www.CRNTT.com 2011-04-10 10:23:21 |
主治医生须藤。 请看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治医生应尽的责任吗?! 作这个交代之后,须藤医生从此杳如黄鹤,音讯全无。后来得知,他仍在上海行医,并担任过两任日本民会议员。1946年才回日本,在他的家乡冈山开设诊所,1959年去世。后来经有关人士证实,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军国主义组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组织,再加上须藤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种种异常之处,所有这些都是足以启人疑窦的。 这是一次有阴谋的“误诊” 第一个对须藤医生诊疗提出质疑的是建人叔叔。邓肯医生诊断后,建人叔叔认为“老医生”(指须藤医生,他比我父亲还大几岁)不行,提出更换医生。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诊疗的疑点更多了,提出质疑的亲友也更多了,但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难以查证。1949年上海解放,母亲、建人叔叔立即向中央汇报,请求帮助澄清,然而须藤医生早于1946年被遣送回国了。虽然失去这个直接澄清真相的最好机会,但多年来建人叔叔从未放弃他的怀疑和查证。 1949年10月19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把积存在亲友心中的疑团向社会公开。 1969年冬天,母亲去世不久,我被单位勒令交代“反江青”和涉外关系、个人的业余无线电台等问题,办个人“学习班”。几个星期之后,因患结核性心包炎等症在杭州用“险”药——静脉推注链霉素( 混合50毫升葡萄糖液) 治病,并住在建人叔叔家。在这难得相聚的日子里,叔叔经常与我叙谈往事,甚至久久郁积于心的疑团。我及时地记录了下来,直到1969年12月底。我在记录本上记写着这样一段话:“得幸亲聆建人叔叔的教诲,他虽年纪八十有三,但记忆力极佳,十分健谈,谈吐风生。且边讲边比划当时情景……” 建人叔叔的话,对我来说,是无可置疑的,对于弄清这件疑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把这些话照录在下面: 鲁迅年轻时候身体十分强健,底子很好,很少看到他生病。胃病是赶考大步奔跑去考场,吃饱饭之后形成胃下垂所致。经常胃痉挛作痛,用桌子角顶住止疼。后来慢慢地恢复,而并非和章士钊笔战喝烈酒造成的。鲁迅在绍兴,偶尔喝点绍兴黄酒,也不过一小碗,并不经常。烈酒是不喝的。 邓医生(Dr. Dunn)来会诊之后说:“肋膜里边有积水,马上抽掉积液,寒热会退下来,(这样下来)胃口就会开,东西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大。如果现在就这样治疗、休养,至少(还)可以活十年。如果不这样治疗,不出半年便死。治疗方法极其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乎我自己治疗的。” 还说到是不是需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和拍X光一样。”说得十分有把握。 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一直否定肋膜里有积液,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予以承认、才抽肋膜积液。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有能力诊断出肋膜积水的。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通过冯雪峰的妻子转告给冯,说这个日本医生不可信,应该换个医生。过了几天冯雪峰的妻子回覆说,她同冯雪峰讲过了,他(冯)是赞成“老医生(平常大家对须藤的称呼)看下去的”。 岂知邓医生的诊断相当准确,到十月份鲁迅就去世了。距邓医生的会诊,正好半年。鲁迅去世后须藤写出一纸治疗经过、用药等等,你妈妈经常谈到诊断书前边一段是空话,说鲁迅怎么怎么刚强,后段讲使用什么药物,把抽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我和你母亲对须藤医生的可疑迹象,向中央汇报。你母亲同意应扣留须藤审查,待中央指示电报通知上海,岂知须藤在日本第一批侨民撤回时,已经走了。以致这件悬案无法得到澄清。 对照苏联的高尔基的疑问,也是多年之后得到澄清的。想起来鲁迅生病的时候,须藤医生代表日本方面邀请他去日本治疗,鲁迅当时断然拒绝,回覆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方面决定些什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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