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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生前披露鲁迅之死疑案

http://www.CRNTT.com   2011-04-10 10:23:21

须藤医生对我父亲治疗是从1934年11月到1936年10月，历时近两年（准确地说是23个月），应当说诊查准确无误了。其间还“邀请”了同行日本医生石井(实际上是内山完造的朋友，临时一同去探访鲁迅的)，按理他们应该早就共同“议”出来一个符合当时的治疗、用药条件的方案了。可是不幸的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须藤医生长达一年零十一个月的对父亲的消极治疗，显然不能用“误诊”两个字来为他“开脱”的!  　　10月18日至19日父亲临终前夕，须藤医生在用药、医嘱、抢救等方面，不应当再“误”了吧？若抢救的措施极不得当，能不能用“误诊”为他掩盖？尤其是处于临危的“生命危机”的几个小时，在这种严重状态下，须藤医生却掷下这么一句：“过了这一夜……”的话，抽脚走掉了！据说是他的休息日。作为医生，这是失掉了职业道德的行为，简直是玩忽人命!  　　父亲临终前的30个小时，气喘、虚弱、大汗淋漓……须藤医生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首先，若假定是气管性喘息，那就应当使用解痉药，如麻黄素、阿片酊之类。用了没有？哮喘缺氧应当使用医用氧气直接输至口、鼻供病人吸入。他根本没有使用！使少数鲁研学者陷入误导的是家里有内山完造先生拿来的一个“氧气发生器”，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小木匣状的“臭氧”发生器，它对空气有微弱的消毒作用，对病人的缺氧状况毫无改善作用。 　　垂危病人状况越来越严重，心率越来越快，须藤医生只让看护妇每小时注射一支强心的“樟脑酊”之类的针剂，除此之外并没有看到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他让病人用热水袋暖暖脚！这能够算是抢救吗？如果说是“气胸”，他也没有对症给胸腔抽气减压，这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没有做到，能用“误诊”来开脱吗？  　　当母亲听到建人叔叔匆匆赶到，从鲁迅身边下楼叙述病况。（建人叔叔告诉我）再长也不过若干分钟，须藤医生就在二楼的楼梯宣布了鲁迅的死亡！须藤医生在鲁迅临终到底做了些什么？  　 母亲曾经对我说过这种可疑：须藤医生听到店员通知周建人赶到，却让她下楼，我十分怀疑这一个短短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在清晨5时20分去世了！  　 在我从三楼下来站在父亲床前的时候，应当说他已经是临床死亡一会儿了。日本看护妇收拾起她带来的护理用具之后，走向父亲的身边，两手扶持胸肋用劲振摇，试图使心脏复苏，类似现在挤压方法使心脏苏醒。显然，看护妇是在尽最后的努力，应当感激她的良好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从死神手上挽回父亲生命。如果须藤医生做过抢救措施的话，做过心脏复苏按压的施救术的话，看护妇在过后是不必再重复这样的操作的。  　 看护妇在鲁迅死亡之后，采取振摇“复苏法”后毫无反应，只好无奈地深深鞠了一躬离去了。从她采取这一个措施来分析，是不是可以说明病人停止呼吸前，并没有采用其他积极的抢救办法。这位看护妇有一张“请求书”———实际上是发票，费用由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二十一号、上海（日本）“看护妇会组合”领收的，日期是10月23日，是由内山书店代付的款子。这里又产生出另一个疑问，看护妇若是须藤医生雇请的，账单必包含在他的诊疗、药物、出诊费内，这是常理常规；而这笔账单的付给，由内山完造先生店里转，看来这位护理人员是内山先生为减轻母亲照顾重病人的劳累，后来请来的，也就是并非跟随须藤医生一块来我家的。若是这样，须藤医生在父亲床前的时候，看护妇是否在旁？所以叔叔才会产生“只有须藤医生在父亲旁边”的惊愕！事后他把这一个重要情节告诉了我和他的秘书冯仰澄。  　 在“抢救”濒危病人的时候，按日本的医疗和习惯，没有叫家属回避的做法，须藤医生却叫母亲离开。为此我询问了知情者，他们说在医院里，除非紧急手术怕碍事，有让家属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情况，但现场绝非只有一个医生抢救的。一般内科抢救没有叫家属出去，尤其病人弥留之际更不会“闲人免入”似地将最亲的人支开，这绝对不符合常情。他们还说：当病人处于“生死”交界时候，医生会让亲人大声呼叫，往往能把阴阳交界的病人，呼唤复苏，回醒生还。  　 一位负责任的医生，当他的重症病人濒危前，习惯上应该另请一两位医生一齐会诊、抢救。直到临终，也应该当场签字写出明确的“死亡证明”。看护妇如在，应有她的签署。这些，都欠缺。事后，须藤医生也没有把书面证明补交给家属或内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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