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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教改的“中国困境”

http://www.CRNTT.com   2011-05-24 11:40:46  


 
“平均教育”与“精英教育”之辩

  从基础教育体制的弊病上来看,韩国与中国如出一辙: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务负担过重,为了取得好成绩,学生放学后还要去课外辅导班补课。补习班费用(在韩国称作“私教育费”)很高,导致很多贫困家庭不堪重负。结果是,家境好的学生能够上得起补习班,成绩也往往优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这又导致了教育不均等引起的阶层分化现象。

  鉴于此,1974年,韩国推行了“教育平均化”政策,口号是“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私教育费”,“教育让大多数人满意”。

  其具体做法是:教育统一化,强调“整齐划一性”。每个阶段所有的学生使用统一的教科书,取消“公、私立”学校之分,取消初高中入学考试,废除重点学校、中小学生就近入学(学生可报志愿上居住地附近的几所学校,最后抽签决定,类似于中国一些大城市实行的电脑派位录取中小学生)。一年一度的高考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划定录取分数线,各名牌高校再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新生录取分数线等等。

  这其中,严格实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许高校自主举行入学考试、自主招生;不允许各高中学校按高考成绩划分重点非重点校;不允许私人捐款入学(类似中国交赞助费上学)”。

  “教育平均化”政策推行几十年来,拥护者和批评者比例相当。拥护方认为,该政策对防止基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有积极的作用,符合“不患寡患不均”的儒教伦理。批评方则认为,“教育平均化”政策剥夺了学生“选择教育”的权利,人为拉平学生天赋的优劣差距,是用“标准化教育扼杀学生个性化”,一定程度上导致“学好学坏一个样”、“学习无用论”。

  应该说明的是,韩国实行教育平均化政策30多年以来,并不是各届政府都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的。大体来说,主张公平高于一切的进步派左翼政府执政期间,推行平均化政策更积极一些,而宣扬效率优先的保守派政府上台就会多少有些变通。

  如2003~2008年卢武铉执政期间,就坚决反对所谓精英教育,尤其反对重点大学垄断优秀生源。他说,“重点大学别要想选拔千里挑一的人才,能对百里挑一的英才加以培养就很好了”。他甚至主张大学也要“平均化”,他的幕僚甚至建议取消名牌大学原来的名称,改称国立第一大学、第二大学、第三大学等。反对派则批评卢武铉之所以这样“仇视”名牌大学,是因为他自己从未上过大学。

  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则主张大胆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建议从平均化的教育体系转变为“以自主和竞争,强调效率为基础教育先进化体系”,其核心是“培养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型人才”,重点是高考的正常化,认为高考应由各大学主导,政府只是提供协助。

“教育平均化”几十年,“私教育”人数却大幅增加

  但即使是在推行教育平均化最严格的年代,韩国仍然有精英教育的领地。在全国有一定数量的特殊目的的高中,比如英语高中、数学高中、科学(物理化学)高中等,师资水平高,学费贵,个别顶尖的学校除了韩语和韩国历史课外,都用英语直接授课。

  家长为了让自己孩子将来考上名牌大学,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入这些特殊目的的高中。而学生在正规学校接受的是平均化教育,很难考进这些门槛很高的高中。增加竞争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课后进入辅导班补课,为此要付出昂贵的私教育费和精力。

  因此韩国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实行“教育平均化”几十年来,接受私教育的人数却在大幅增加:1980年,13%的小学生、20%的初中生、26%的高中生接受了课外教育;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83%、75%和56%,现在恐怕还要更高。

  为了釜底抽薪,根本做到学生减负、降低私教育费,各届政府多次设想过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如不以高考分数为录取惟一标准,还要根据学生的才能和专长决定是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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