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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迷信权力的辛亥革命不会彻底

http://www.CRNTT.com   2011-06-24 14:54:31

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在晚清，北洋代表着改革派，是正面人物。特别是袁世凯，如日中天，是国家重臣，几乎所有晚清的新政都是他推出的，他当时代表着一个改革的形象。北洋是新政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在新政当中也是捞足了好处，通过编练新军，整个北洋成为当时最大的实力派，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清朝的最后十年，他们在权力中心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成为清廷担惊受怕的异族势力。当慈禧去世，小皇帝溥仪即位，清廷第一件事就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回籍养屙”。袁世凯虽身处乡野，却时刻窥探着局势变幻，准备有机会东山再起。虽然袁世凯被削下去了，但北洋这股势力还在，还是他的人，都是他小站练兵带出来的，这股力量具有极大的颠覆性。 　　晚清清廷迫于形势搞新政，但是改革也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释放出了三个魔鬼，这三股力量释放出来后，就再也收不回去了。用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这叫做“参与爆炸”。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强，就会形成参与感的加强，最后会形成“参与爆炸”，就是很大的政治参与的压力。这个时候，它会考验统治者的智慧。倘若统治者明智且有魄力，当顺应时势，通过立宪，将新政所释放的动力，引入宪政的池子，让他们到国会里面去相互竞争，从而以制度转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稳定。然而，气数已尽的清朝最后一代统治者，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来了个倒行逆施，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一下激怒了所有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说民间的反满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士绅阶级和权力中心的北洋势力，也从此心怀异心，谋求突变。 　　对新政最不满的人是各省的士大夫精英，他们本来希望朝廷能顺应潮流开放政权，提前立宪，搞国会选举，结果却来了个皇族内阁。地方士大夫精英的领袖是南通人张謇。他在南通办纱厂搞实业，是江南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张謇和汤化龙等人领导了三次请愿运动。他虽然过去和袁世凯关系一般，但竟然放下架子，在去北京的途中到河南拜访了袁世凯。等到武昌起义一发生，清廷马上召集袁世凯，要他率领北洋军去讨伐。袁世凯推三阻四，张謇一开始还是希望能镇压革命，后来发现这股势力开始弥漫开来，决定转向革命，张謇所代表的这股核心力量开始背弃朝廷。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清廷这才如梦初醒，马上宣布立即召开国会，实行虚君共和。 　　清廷公布了“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原来立宪派提出的条件只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十九条信约”索性更进一步，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他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性不再来自天命，而是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会所选举的责任内阁。但是，这个方案竟然没有被接受，这个方案假若被接受，很可能就没有民国初年的乱局。三股力量中没有一股力量愿意接受这个方案。为什么会放弃这个方案呢？这和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中国的士大夫们受到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影响，他们太崇拜权力了，以为权力就是权威，权力与权威在中国古代是合二为一的，皇帝既有权力又有权威，但是这两者并非同一。权力是统治者的控制能力，权威是被统治者所认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二者在中国古代皇帝身上合二为一，因为皇帝是天子，中国古代最大的权威是秉承天命。当然，在中国古代政治里，权威也不是只有皇帝才有。按照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权威学者张灏教授的说法，中国古代政治有双重权威，一重在皇帝那里，另外一重在士大夫精英那里。皇帝掌握了政统，士大夫掌握了道统和学统。张謇这批人考虑的是天下不能乱，寄希望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依然是一个可以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见旧主大势已去，便转向了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于是在共和的名义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 “十九条信约”如果能够实践的话，它是一套制度，人不重要，清廷只是个虚君而已。但立宪派这些人太短视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还是迷信人的力量，错过了从人治转向法治的历史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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