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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迷信权力的辛亥革命不会彻底

http://www.CRNTT.com   2011-06-24 14:54:31

4 改革要彻底，不能倒退 　　回头再来看权威之争。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最大的权威当然是宪法。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有三种政治统治方式，一种是卡里斯玛（神魅领袖）统治，第二种是传统型的统治，第三种是现代政治的法理型统治。民国本来应该以制度为中心，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现代的法治,也就是英文里说的Rule of law。但中国人讲到法治，常会和法制（Rule by law）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法家式的统治，中国也有法律，在法家那里，法律不是最高的，法律只是君主统治的工具而已。中国人对法家式的法制特别熟悉，而对真正的法治却很陌生。民国初年虽然也说要制定宪法，国会也成立了制宪委员会，但实际上每家每派都没有特别把宪法当一回事。当时宪法虽然还没制定出来，但临时约法早已存在，照理说应该按照临时约法办事。袁世凯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结果居然没人抗议。约法只是工具，是否拿来用，要看对当权者是否有利。 　　中国的政治传统里面，法家视法律为实现统治者意志的工具，而儒家则是“道德为体，法律为用”，法律同样是第二位的。陈志让教授在《军绅政权》里指出，民初政治最核心的价值不是合法或非法，而是有道还是无道。民初各路军阀打来打去，都认为自己是以有道伐无道，很少有人讲“法”，民初的法律被悄悄搁置到一边。虽然当时也在起草天坛宪法，但这个宪草却是针对特定的人，也就是袁世凯。因为国民党人在宪草委员会中占多数，要限制袁世凯，让总统成为“虚设”，由国会掌握实权。制定宪法不能针对特定的某个人。这就像我们打牌，要在拿牌之前先制定好游戏规则，这样大家才能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打。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里面认为，制定以实现正义为目的的制度，首先要有一个“无知之幕”，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然后来讨论规则的制定。这就像打牌，如果每个人已经先捏着一把牌，再来讨论游戏规则，就不太可能形成公平的游戏规则。因此，一个能够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宪法，一定不能针对某个具体的人，必须是普遍公正的。 　　但是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都预设了特定的目标人物。因此这个宪法无法为袁世凯所接受，当时的舆论对这部宪法也有批评，政治应该是“你活、我也活”的博弈，而不应该是像战争那样的“你死我活”。民国初年制定“宪草”的政治家们实在太年轻了，平均年龄只有33岁，且三分之一都是学生，原来都是要考科举的，没有什么政治阅历，只有一腔热血。虽然也在日本学了一点宪政的基本知识，但是缺乏政治的历练。相较之下，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等制宪议员平均年龄是43岁，参加独立革命之前，他们都有在英属十三个殖民地长期领导地方自治的经验，既出身草根，又经验丰富。这样一个政治精英群体，因为都有各自的利益，都会发生一时谈判谈不下去，差点崩溃的局面。这时候富兰克林站出来说了话，“我们暂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让我们向上帝祈祷给我们以智慧，让我们能够彼此理解。”最后在上帝的指引下，他们相互妥协，搞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且沿用至今的宪法。所以奥巴马才会自豪地说，美国的历史虽然很短，但美国的宪法却是最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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