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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越胜：辅成先生

http://www.CRNTT.com   2011-10-30 09:58:45

过一周，先生又来上课，第二讲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门尼德。先生有意把这两人放入一个单元，这样可以结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赫拉克利特的赞扬来反观巴门尼德的思想。先生认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把人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观察，可以称得上是个自然的一元论者。他从自然界的变动不居推论世界本质是永恒的变易，我们可由此推广至人类社会也充满了变易。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是这种变易的表现形式。当时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陈述的原则。那时我尚不知道毛泽东的《矛盾论》大半借用苏联党校的哲学教科书，所以免不了衷心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位深思雄辩，纵接希腊，横贯东西的大哲学家。  　　  　　课间休息时，我把准备好的字条交给先生。我的问题是因读列宁的《唯批》而起。那时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读哲学的日修课，在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中，实践标准是至高无上的。列宁在《唯批》中却认为实践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它永远不能达成对真理的完全证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若从康德哲学论，《实践论》中所谈的实践之为真理标准仍属知性范畴，它不过是知性运用范畴统一感性材料的过程。而列宁对实践标准绝对性的保留却与康德界定理性认识能力相通。既然实践之为感性活动不能绝对判定真理，康德的物自体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大逆不道。但难道不正是先生讲到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吗？就算因无知说错了，想先生也会宽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问题，说你读书很仔细，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下次我带些材料给你，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后来读书治学每逢难解之处，就想起先生的话。  　　  　　那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讲巴门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门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个音节上。在第一个音节上还带上点“儿”音，听起来很特别。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种读法。后来读西哲史，对巴门尼德的称谓总是随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门尼德的思想，虽然也批评他的僵化的唯心主义存在观，但却告诉我们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对存在的解释开启了本体论的先河。  　　  　　先生的讲课激起了我“狂热”的求知欲。从前以为自己还是读了几本书的，在厂里小兄弟之间也有点卖弄的资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当了回事儿。听了先生的课，才知道自己简直就是一张白纸，至多上面揉出了几道褶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刻苦读书。可那时候，找书难呀！就先生讲过的这些内容，背景知识就涉及希腊历史、文化史、人物传，哪里找去？清河镇上有个小饭馆，是我们常去喝酒的地方。对面是个新华书店，进门一股子土味儿。陈列社会科学书籍的架子上就那么几大色块：深蓝 ——马恩全集；鲜红——毛泽东选集；深棕——列宁全集；屎黄——斯大林全集；暗红——马恩选集。一次和同学在小饭馆喝完酒出门乘兴进了书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发展史概论》，算是难得的收获了。  　　  　　又到先生来上课的时间了。现在每周就盼着听先生的课。先生很快将希腊哲学梳理了一遍，跟着开始讲授罗马哲学，卢克莱修、琉善一路道来，让我如沐春风。那天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起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倬然译，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七五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先生这一代人被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弟子反噬恩师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自当局四九得鹿，紧追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又以洗脑为万事之先，以致大雅无作，正声微茫，詈词横行，邪说盈庭。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后来读到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更明白先生的举动是他毕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说：“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籍。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书认真读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数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先验辩证论一节总觉模糊，以为康德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总有扞格不入的地方。越读书问题越多，课下我向先生表露了这个意思。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204”。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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