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官办色彩让运动会成千夫所指

http://www.CRNTT.com   2011-10-28 10:38:48

对于“农民”，历史性地细分下去，1950年代以前，农村人口可分为农民和士绅阶层(阶级)，实际上好些士绅本人都是能卷起衣袖做农活的农人，“三农”利益往往由这些人表达。195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农村人口又可分为敌我两个阵营，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是一个阵营，贫下中农是一个阵营，在贫下中农中又分与大队书记(权力)关系远近亲疏，能进城做工人当干部的少而又少，但这些乡村之骄子进城站单位后，不管有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活，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农龄，倒以“贫下中农出身”或“农民子弟”为炫耀，以代表“三农”自雄，以具有朴素阶级感情自况。就是农村户口的村(大队)书记，也大多不做体力劳动，不做农活，而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在乡村行政，督促下面的生产队和农民完成上级下派的各项任务。这些人“代表”三农不证自明。所以，“农民”中已夹有不少“非农民”，“非农民”而又往往代表着“农民”，至少不敢或不能理直气壮地代表农民说事(否则会被指责有阶级立场问题)，就像当今各行各业的国人毫无感觉地被别人所代表一样。比如当年由合作社一下子转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不是一些人拍着胸脯代表农民说好么?那个时候，真正的农民是沉默的，不作声的。 　　在我们国家，农民身份与农民内涵相分离是一种既定事实。 　　中国社会二元结构问题露出水面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大家开始意识到它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障碍。20年眨眼过去，打工潮汹涌未息，一拨又一拨农村人子弟扑进城市，不少工龄在十大几年，要是碰上1949解放关口，他们准能获得“产业工人”或“城市贫民”这样一个革命成份，头上罩着灸手可热的政治光环，会有一定的工资收入等待遇，风光好一阵子。可国家现在不讲这个了(国有企业职工都纷纷下岗)，因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依然是“农民工”身份，如果在城里办什么农民集会——农民集体亮相，这些农民工倒派上用场呢。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既不是城市居民(自然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种种国家优惠，其子弟在上学问题上就受到限制)，也不是正规意义上的企业工人，仍然是农民(身份)。但他们中有不少人多年不做和不懂农活，又能叫他们农民么?如果某地开农民运动会或农民戏剧节或农民合唱团，他们则有可能被挑选上，他们被称为“新时代农民”。我们的宣传媒体会高调宣传：这就是中国新一代农民意气风发的形象!但是，他们离乡背井久矣，并不是农民了。 　　毫不夸张地说，如同城里出现“招工荒”，农村已出现“农民荒”。正是特有的农活、工序、相应产生的情感——与山场土地、与家人、与邻居、与天与地、与农业的情感，农民才是结结实实的存在，这样的劳动者才能叫农民，这叫农民伦理。或者说，跟各行各业有各自的伦理，农民也有农民的伦理，不说别的，就说所伺弄的土地，要着眼于永续利用长远发展良性循环，而不像现在有许多乡村耕作粗糙粗放，仅靠农药化肥取粮食，连田间路道也不去修整(大的村道公家出钱硬化)，宁可聚众打牌(或小赌或大赌)，传统的农民伦理差不多消失殆尽了。最近我回了一趟下放地，那时我挑水的小路人来人往的，每年也会修整，现在茅草齐膝，一派荒芜，在家的多是老弱病残者。 　　这些年农村人口(以中青年为主体)纷纷流向城市，具体说来，许多中学毕业或未毕业的乡村学生，早已从学校毕业或未毕业的留在乡村的中青年，为生活为尊严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前赴后继涌向城市。他们能在城里务工挣更多的钱，他们当然会抛弃农活。就是说，这些人在在生存生活及心理上向非农民转化。但是，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也分有责任田责任山，同样享受国家对三农的优惠政策，即可获得国家的某些补偿。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人不应该得补偿，而是指，他们是凭农民身份而得到国家的补助款，而不是凭作为生产生活于农业耕作——作为一个真正的农民接受这样的钱款。就我所知，当前乡村许多田地抛荒，而国家的扶农款仍分户发放，因为许多农村人外出了，许多村干部悄悄把上面按田亩发放的款项占为己有，一笔糊涂帐。对上面对外面，村干部说“代表农民”，其实他代表他自己。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