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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宝:“天下第一村”的大家长

http://www.CRNTT.com   2011-11-20 11:20:01  


吴仁宝家中一角
 
  于是,吴仁宝把自己的休息室搬到了村党委会议室隔壁,接通一个麦克风,“我们在这边说话,他那边也能听到,他跟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听到,像是远程会议一样。”这样一个象征着吴仁宝权力不倒的场面,令周丽无限感动。

  另一个值得提起的细节是,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你父亲如此权威,你能在以后对华西村的管理中胜过他吗?”吴协恩坦承:“我们兄弟4个加起来,也比不了我父亲。”

  “典型”的路径

  “今天星期六是工作日,不是休息日。”吴仁宝在其生日宴上的第一句话就重申了华西村的村规:没有周末。

  “最近华西喜事连连。50周年村庆国内外报道都很好。华西村获得了两个批示,一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要把)我(吴仁宝)的讲话要传达到国内外。(再就是)华西的文化建设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同志批示,今天三大新闻单位报道了。”

  吴仁宝浓重的江阴方言,回响在这座当年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华西金塔内,塔内设有以建村“功臣”名字命名的各种大厅,但是,除了“毛妹厅”之外,其他几个厅基本都是吴的家族所有。

  无可否认,华西的一切,和“总设计师”吴仁宝密不可分,但显然,3年的私塾教育,并不足以将他推到今天位置。吴仁宝说真正教育他的是实践:“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

  14岁前,长工吴仁宝“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4月,江阴全境解放,21岁的贫农吴仁宝第一次分到了2.4亩地。紧随而至的抗美援朝,让这位一腔热血的青年决定从军报国,却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落选,一时报国无门。

  此后,吴仁宝几乎事事先进,捐粮给抗美援朝前线,他跑在前;在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跑在前……很快,他被驻村工作组注意到,被任命为江阴县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任乡财粮委员兼会计。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时为瓠岱乡二十三社)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大跃进”。“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的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这一段历史,被吴仁宝在以后的日子里反覆提起,结合着他的著名论断“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现在,华西村幸福园内,有一处“龙珠之地”。传说神龙天降,在此地戏水丢失了龙珠,生气之下便用龙尾将华西之地拍得高低不平,难以耕种,民不聊生。传说推演至现实,大至为1960年华西遭遇的罕见自然灾害,亩产锐减。每年18斤的口粮使得村民开始抱怨吴仁宝将余粮卖给了国家。

  吴自是迷惘:“对党的话我时时听,事事听,结局却是如此?这难道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缩减规模,以便管理,吴仁宝多次提出分拆管理,但未得允许。1961年10月,吴仁宝乘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出,将公社拆分,华西村由此而来,这一日则被定为华西村的建村之日。

  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这就是华西村的肇始,也是吴仁宝的起跑线。

  分拆后的华西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整土地,吴仁宝满脑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直至1964年学大寨风潮起,吴仁宝看到了“新农村”的目标。在淳朴的干劲和政治风潮引领下,吴仁宝带领村民将分散的村落集中,将弯曲的河道拉直,将高低的田地铺平。

  在随后的一年里,水稻亩产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了40元。华西村很快成为江阴的5个样板村之一。这样的“典型”第一次为华西村带来了“独立王国”的称号。而一向以实事求是自居的吴仁宝,此时是惯于“顶”的年纪。

  “仁宝同志,你这里废塘废墩多,适宜植树造林。”“树是要栽的,但只能在河渠旁。”

  “仁宝同志,每亩地要施土杂肥400担,你们样板大队要带好头。”“我不能干,也不能让别的大队干这种累死人不见效的蠢事。”……

  一而再的“不听话”,最终“吹牛大队”的称号取代了华西的“样板大队”之誉。吴仁宝在接踵而至的“文革”大潮中,被“造反派”推上批斗的台面。1967年,“造反派”分化,吴仁宝得以脱身到大寨学习,再一次被大寨打动。建电站、修水渠……轰轰烈烈的造村运动再次开始。1968年起,《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走进华西,吴仁宝就此带着华西村踏上“典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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