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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周扬:耳朵被打残 不怪毛泽东 | |
http://www.CRNTT.com 2012-02-26 08:52:37 |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大院内老干部们个个伤心落泪,父母和我们全家都痛哭失声。春节前几天我去万招,大门口碰见了聂力,她刚从宋任穷伯伯家出来,专程来此嘱咐大家春节期间最好在家待着,不要走亲访友,说现在形势比较严峻,叫我转告父母和其他熟人。3月下旬我出差去靶场,5月上旬回京,正在查“四五”天安门事件。7月朱老总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万寿路招待所的墙根里侧扯起一溜塑料棚,一家一个。大女儿阳阳十四岁,乐得不用上学,正在一个棚下忙来忙去帮着姥姥料理家务。大地震后,父母搬进后面小楼去住,条件好多了。不久,又请了一个阿姨做饭,大大减轻了妈妈做饭洗衣的杂务负担。 用妈妈的话讲,那几年的生活虽然开始苦一点,倒真像回到了延安时代。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父母来讲,确实过了几年充满希望和轻松愉快的生活。 父亲承受的最后一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抓,彻底倒台。招待所的老人们刚从悲愁的迷茫中醒来,二下变成欣喜若狂,中国终于从浩劫中走出来了。 父亲一生对毛泽东崇拜之至,不管毛主席一生犯多大错误,他都只往好处揣摩毛的动机。早在1976年前后,估计他就和有些人讨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他对我说,有人说是“帝王思想”,另一些人说是“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极左思想”,父亲当时好像还没想清楚。不过在他眼里毛泽东仍是一个伟人,人无完人,伟人也一样。毛泽东去世时,他流下了真心的眼泪。 我理解父亲的这份真情。 1927年“4.12”白色恐怖开始后,父亲抱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加入共产党。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党组织遭破坏,父亲独撑局面,为保存左翼文艺做出重大贡献。但“他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得到支持。”又因他当时年少气盛,没有处理好和鲁迅的关系,挨了骂,带着一肚子委屈到了延安。 在延安,父母首先是有了回到家的感觉。不用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生活虽艰苦,但有了保证,不用为没钱发愁。他心情舒畅,工作积极。看来毛泽东对这个勤奋能干的年轻人也很赏识,安排住处,促膝谈心。当1939年底周立波到达延安时,父亲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不难想象,当年轻的周扬遇到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并得到他的信任和理解时,他便自然地从心底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从此,他跟定了领袖,跟了一辈子。完成了一个忠臣的使命。 对建国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的错误,他认为不能都推到毛主席一人身上,全党都有责任。30多年来,知识界文艺界受到的伤害最重,作为当年的领导者,父亲愿承担一切责任,从不上推下卸,他给许多蒙受了冤屈的老同志们道歉,不去辩白具体真相。人家骂他也不在意。有时,连了解内情的妈妈和他的老秘书露菲大姐都愤愤不平,他就说:“人家委屈了二十多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吐吐怨气骂骂人也可以理解嘛。”他和我谈到有人反对“伤痕文学”时说:“人家受了那么多伤害,为什么不能写写伤痕?”每当他对我说起这些老同志们经受的磨难和委屈时,从不提及这些人本身的一些缺点毛病,我感到他的道歉完全出自内心,是坦然和真诚的。如果人们能从同情弱势者的习惯氛围中走出来,冷静地审视一下历史,他们会发现,如果胡风或丁玲当了权,正如贾植芳先生所说,可能他们“比周扬还周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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