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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周扬:耳朵被打残 不怪毛泽东 | |
http://www.CRNTT.com 2012-02-26 08:52:37 |
“文革”之后的父亲,是能深刻反思的少数共产党人之一,以至被人看做是“党内异端分子”。我想是他没有把党走过的弯路只看成是毛主席和“四人帮”的错误,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父亲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中央安排的。他在报告中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没想到,这一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给了父亲最后一击,一年后他便倒下不起,直到去世。 记得1984年秋父亲住院不久,大约已进入冬季,听妈妈说,耀邦同志专门派人送来一个西瓜,那是朝鲜送给耀邦同志的,一共只有几个。当时反季节水果极少,不像如今一年四季水果都能买得到,所以十分珍贵。我觉得,在当时,胡耀邦同志也只能用送西瓜对周扬表示一点安慰而已。 晚年的父亲为大多数文化界知识界的人们称颂。至死忌恨他的是极少数。袁鹰回忆1984年12月29日的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说,周扬从医院打来电话祝贺,“十秒钟的简单祝贺博得了两分钟的不息掌声。”“没有人发号令,没有人在主席台上带头,掌声完全是自发的,真心诚意的。”1月3日,356个代表自发签名的慰问信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作家代表团的联名信送到医院。我看过这两封信,是用毛笔(或粗水彩笔)写在几张大白纸上的。这信的思想是真诚的,感情是深挚的。 在饱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后,1989年7月31日,父亲默默地走了。 我从机关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去了。老秘书露菲大姐已到,我六神无主,全凭露菲张罗。没多久,一些领导和父亲昔日的部下也来到医院,大家决定暂时瞒着住在医院的母亲。把父亲遗体送到太平间后,我们赶紧回家布置了灵堂。院子里已经来了不少文联的同志,在夏义奎同志和露菲的指挥下,一切有条不紊。 第二天开始,李瑞环、温家宝、王忍之、朱厚泽、翟泰丰等也来了,父亲生前战友部下学生朋友,母亲的熟人朋友学生,吊唁者络绎不绝,灵堂(客厅)摆满鲜花,只好把沙发搬到厢房廊下。院子里排满花圈。 父亲在三个单位任职:中宣部,社科院,文联。也应是官方的丧事办理单位,不过实际上来的主要是文联的人。多半是夏义奎和露菲的部下,他们从早到晚不辞辛苦,有事我们一起商量,我就定心了。 习仲勋同志来了两次,关心得很具体,嘱咐一定要把丧事办好,看到他很难过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宋任穷伯伯和钟阿姨来,建议把告别式定在9月,因为8月份中央领导人多数不在北京,同时,叫我把《周扬生平》稿好好找人看看。《周扬生平》原稿是顾骧同志写的,我作了少许修改,送交陆定一伯伯审阅。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回稿。陆伯伯比父亲有过更多的血和火的战斗经历,几十年一起工作,两人意见未必完全一致,平时私人来往不多,他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知己。有这些可信赖的长辈的支持,我不怕什么了。 9月5日早上,母亲坐在轮椅上到北京医院和父亲最后告别。她的眼泪早已流干,呆呆地看着父亲,抚摸着他干柴一样的手,坐了一会儿。她已虚弱得不可能去八宝山了。我托好朋友吴铁梅陪妈妈回友谊医院。一个多月后,妈妈也随父亲去了。 父亲的告别仪式十分隆重,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灵车队伍很长,前面警车开道,在长安街上由东到西呼啸驶过,引起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好不威风。八宝山第一告别厅前人头攒动,花圈一直摆到了大门口,不够,又上库房取。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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