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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http://www.CRNTT.com   2012-07-22 12:28:31

知青运动的世俗动机与信仰动机 　　要说后来我们这些知青，今天说起来也无非是两种调子：或者赞其“理想主义”（也就是信仰吧），或者哀其历经磨难。但是这两者要比起那些传教士来恐怕都还差得远：我们绝大多数知青其实是不得已而“上山下乡”，而他们基本都是出于信仰，志愿来传播福音的；我们多数待两三年就走了（我插队九年已经是我们这批知青中坚持最久的），而他们很多都终生在穷乡僻壤献身于传教，不仅吃尽苦头甚至丢了性命的也不在少数。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经历其实太稀松平常了。 　　今天评价知青运动的起因，不外是两种说法：“世俗动机说”指文革动乱期没搞建设也废了大学，城里解决不了大批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升学问题，而这些被煽动起来革了两年命、造了两年反的“红卫兵”们在搞掉领袖不喜欢的“走资派”以后，也不再有利用价值，必须尽快把他们遣散出城，以免他们继续“造反”添乱。于是把他们弄去“上山下乡”，在经济上可以消除城里的失业危机，政治上又便于建立文革后的“新秩序”。而“意识形态动机说”则强调当局这样做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伟大理想，知青们也是相信“与工农相结合”的真理，为了“防修反修”的信念而“满怀豪情奔赴农村”的。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两种动机也都存在。但是相比较而言，显然我们的信仰动机不能与那些传教士相比。这不仅因为我们中的多数并非情愿，更重要的是：发动这场运动的当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它当作一种惩罚，特别加之于他们不喜欢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直接到农村的人更是如此：如果说当时到农场、到“生产建设兵团”还需要某些条件，被“打入另册”者还不配去，那么农村则是完全没有条件、谁都可以去，越是被打入另册者还越不得不去，而受宠者就可能不去的。所以林彪儿子搞的那个《571工程纪要》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话虽难听，当时却引起了很大震动。这就跟国外教会的传教运动完全不同，教会不会专门把它不喜欢的“异端”分子派到穷乡僻壤去传教，把它当作对后者的一种惩罚吧？ 　　其实这样的事也不仅发生在中国，苏联当时许多被宣传得令人“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事业，今天我们知道参与者绝大多数也非自愿。如著名的“共产主义志愿者建设工程”“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通航运河”和远东那个今天以生产苏霍伊飞机闻名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等，其实都是劳改犯聚集，以苦役方式建设起来的“古拉格群岛”。甚至就是过去脍炙人口的“星期六(6.99，0.00，0.00%)义务劳动”也并不那么浪漫，当时苏俄大理论家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坦率地讲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代自由劳动。布哈林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允许工人罢工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你还想为提高工资而罢工？反了你了！没工资白干你也得干，不干就叫你尝尝“专政”的厉害！所以这种“义务劳动”与今天从西方传入的志愿者、义工绝不是一回事，它可不是由着你发挥“理想”的！ 　　　  　　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事，那时我们参加的不少水库、公路等“革命”工程也是以传统的徭役征发方式修建的，有时为赶工期，过年也不放人，号称在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但是普通的农民民工还是大都逃跑回村了，没跑的除了我们少数知青，主要就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民工。我们没跑是因为村里不是我们的家，而且我们多属于施工员、会计之类不用干重活的“临时白领”，在工地的生活比在村里轻松。而四类分子没跑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专政对象”，不敢跑。于是便只有这些最不配“革命”的人来过“革命化春节”了——就像苏联用劳改犯来建设“共青城”。 　　但是也不能说，那时就完全没有理想和信仰这种东西。今天对于“青春无悔”之类的高调我很不以为然，但要说我应该是有资格讲这种话的。当年我属于少数并非被强制动员、而是自己要求下乡的人，当时只有15周岁。在农村一待九年多，虽说并不是我非要“扎根”，总还是当时被看作“表现不错”的。在那里我入了团入了党，虽然并非大红人，但地、县一级的“先进会”我还是去过几次的。“粉碎四人帮”后“先进”恢复叫“劳模”了，我还在临离开之前当过一届县劳模。 　　但是我当年要求下乡，其实有具体原因，那就是文革中我参加的“广西4.22”一派当时是失败者，遭到严厉镇压。尽管我作为文革时刚进初中的“新生”只是无名小卒，并未受到冲击，但“毕业分配”时两派的待遇是不同的。属于胜利一派的同学可能有招工名额，我们这失败的一派则基本只能去下乡“插队”。我因为不到16岁，按规定不到“分配”年龄，应该继续读高中。然而在敌对一派掌权的学校继续呆下去我觉得郁闷，也看不到再读两年（当时高中缩短为两年）后会有什么更好的前途。加上我父母所在的教育厅属于“斗批撤”单位，他们都已被宣布作为“下放干部”要离开省城到另一个边远穷县安置，我如果继续念书，到时恐怕也要随父母转学到那里。那么与其到一个陌生地方再读两年最后还得作为县里知青去插队，还不如现在就作为省城知青去了，还可以和我的那些伙伴们在一起。 　　我这样的动机应当说还是很寻常的。我们那一派当时还有一些人是“武斗”（其实就是内战）中战败被俘，被胜利者作为对“反革命”的惩罚，从俘虏营里直接遣送下乡的。当时随人发到县里的人事材料就要求对他们加以看管“改造”。这与那些为信仰来传教的法国人更有天壤之别了。 　　但是，即便是这些人也不是没有理想主义或信仰的推动。 　　我们为什么那么“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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