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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讲堂：决定国家盛衰的缠斗

http://www.CRNTT.com   2013-05-29 12:29:00

主持人：吴老师有一本书是《公天下》，在座的可以看看。刚才袁老师讲公民权利、人身自由、社会稳定时，我就想这中间肯定会有张力问题，那为什么在稳定和自由间很难取舍？袁伟时老师是如何看待这种张力的？有没有一个办法既给公民自由和权利，社会又稳定？请袁伟时老师做一个阐释。 袁伟时：孙中山其实不懂现代政治制度 　　袁伟时： 自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为这个问题标尺，一讲自由就当成放任上。其实这在世界上已经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常识问题。自由跟法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根本不存在问题。但为什么后来一再出现矛盾，整个社会动荡安定不下来？我想，跟中国知识阶层的认知水平不够有关。 　　现在回过头看看中国知识阶层的认识水平，20世纪开头的那一批知识分子，认识水平常常不如19世纪的先驱，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孙中山，这个人大名鼎鼎，大家都认为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但看看他的三民主义，看看他草拟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还有他同意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就会发现他对现代政治是不懂的。假如你认为我这句话对孙中山有所不敬，建议大家看一本新出的书，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教授出的《30岁前的孙中山》一书，好象是三联出的。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结论是：孙中山其实不懂现代政治制度。他理解的政治制度是香港那一种制度，虽然有立法会，但一切权力决定于总督。黄宇和教授的这个结论跟我的结论一样。比如辛亥革命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总统是我们自己人，为什么还要三权分立？为什么国会还要否决总统的决定？他不理解。这个水平是很低的。中华国民党的时候说，所有公民没有加入国民党的，一个时期内没有公民权。到1924年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章上有一条说：所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总理（孙中山）有最后的决定权。他可以否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这样的水平，对自由的认识也很有问题。孙中山一再讲，中国人自由太多，是一盘散沙。现在不要讲中国人的个人自由，需要讲的是国家自由、党的自由。这在理论上是不通的，代表国家的是政府，假如政府自由行事，不受公民监督，不受制度制约，完了，是一个专制政府。假如国家自由是对外维护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解释的话，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同样需要公民有充分自由。只有公民有了充分的自由，在国家遇到危难时，才会自觉自愿，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一个平常保卫公民自由的国家。但这个领袖他不懂，后来很多人都不懂。民国时期的官员经常挂在嘴边的是，现在是法治社会，军人不应该干政，我们应该按照法律办事。我不知道现在的官员口头上有没有这些东西。 　　这些说明，世界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但中国还有很大差距。有些人到现在还不理解这个东西，老是讲中国本身就已经有太多的思想财富，国外那些东西最少有一部分是错误的、邪恶的东西，不能接受。他们要搞所谓的儒家宪政，将儒家那套重新搬过来，使我打冷战的是，有些人居然带着小孩到孔子庙跪拜。这让我太痛心了。见了面点点头打招呼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中国人从小还要受这个训练、在偶像面前跪拜？所以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问题，自由和稳定之所以出现张力，关键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水平跟现代社会应有的要求差得太远。今天是5月4日，是五四运动的纪念日，恰恰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是我的一些感想。 　　主持人： 谢谢袁伟时老师！中国自“五四”以来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一直有两个心结：一个是想走捷径，一个是希望走有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袁伟时老师刚才讲了孙中山这个人，剥下英雄的外衣，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章老师也是历史学者，想听听您的见解。 章立凡：缺乏契约精神难行共和之实  　　章立凡： 袁老师讲了一个问题，即孙中山的历史局限问题。近代以来所谓的政治，其实都没有走出会党政治，一直以会党的方式活动。会党是怎么来的？太远就不追溯了，就说反清复明的会党，他们在明末清初产生，是知识分子和秘密社会、农民结社的组合，这种组合形成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不仅影响了国民党，也影响了后来的继承者，我们基本上是按会党政治的模式在活动。 　　还有一点是文化基因问题，刚才吴稼祥谈到，袁老师也谈到，这涉及到我们经常追问的儒家宪政。为这个事我和我的老朋友秋风有好几次辩论，我们还是朋友，但确实有很多不同观点。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文明有缺陷：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的民族，从历史来看不是一个商业民族，也不是一个航海民族，在文化基因上和西方文明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是因为我们缺乏社会商品交换的规则，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商品交换，但不发达，也没有航海和殖民传统，如此我们的眼界就局限在帕米尔以东、喜马拉雅山以北，东南有大海，北面有沙漠和草原，活动的范围就这一块，在这块土地上所做的事就是砍伐森林变成农田，几千年下来老祖宗时代的山林都被破坏，所以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和丘陵，在上面从事的是是单一的农耕经济生活，缺乏商品交换，而且也没有像西方的庄园有农林牧相结合的经济，仅是单一的小农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眼界是局限的，且中国人商品交换的意识和规则也是不发达的，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由于缺乏契约精神，至今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制。我们的社会结构、基因里缺这个东西，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古代也有。现在常说“协商民主”，如果用到会党里也是大佬议事，各个山头的头领一起商量，没有广泛的公共参与，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虽有共和之名，但没有共和之实。 　　回顾这一切会发现社会成本不一样，这百年来是君主立宪主义和共和主义之争，或者全盘西化和全盘苏化之争，最后变成的是怎样的荒诞结果？——四不像，有共和之名，但连君主立宪的民主和开明专制都做不到。 　　稼祥兄前面讲到联邦制话题，这个话题很重要，现在我们总是习惯于把陈炯明说成是叛徒，以孙中山为正宗，总是“扬孙贬陈”。可仔细想想，武力统一、联省自治之争就是中央集权和联邦制之争，而中国错过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会，且这个历史机会在清末就已经出现，比如太平天国之乱后汉臣们的崛起，地方官员自治，自己办洋务。才有后来义和团之乱出现“东南互保”的局面：虽然我们承认你是朝廷，但朝廷做了错误的决定时我们可以不接受。这样的思路清末“新政“时予以了承认，也就是1908、1909年清政府出台了地方自治章程，如此导致后来比较积极的后果是：即使朝廷完了，但辛亥革命不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流血革命，为什么？因为已经开始有了地方自治的雏形，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地方官把衙门换一块牌子就可以了，革命就完成了，没有流太多的血。有些人觉得革命没有一点暴力不行，于是拿竹竿把衙门的瓦片顶掉几片。目前是改良与革命赛跑，但我认为革命不是特别可怕，因为革命也可以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李泽厚先生讲告别革命的那一套，我曾经很认同，因为中国历史上以暴易暴的传统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给老百姓造成太多痛苦。现在我们处在文明时代，互联网的时代，一个大家可以互相沟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若革命可以很温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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