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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土地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抓手 | |
http://www.CRNTT.com 2013-07-03 08:29:42 |
“要地”和“要人”挂钩 问:新型城镇化需要怎样的土地改革相配套?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同时实现制约政府造城冲动、限制开发商大肆圈地、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如何避免农民变流民、新城变“鬼城”的情况重演? 华生:要从过去“只要地不要人”变成为人服务。要实现人的城镇化,首先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城镇化是社会和市场发展的趋势,也是农村人口的自主选择。几十年来,虽然没有政府大规模的组织,中国已陆续有2亿农民走进城市,成为农民工。这部分人口自愿选择进入城市生活并获得了工作,有在城市安家落户生存的基础。政府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以就业为基础,修改制度,让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入籍。首先解决已进城、工作稳定的农民工家庭城镇化的问题,特别是儿童不能留守。 其次,城镇化意味着农民进城,远离原本居住的宅基地。因此,推进城镇化还需解决农民怎么住的问题,这需要修改土地制度,允许农村土地权利变成城市的居住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尚未真正开始建设保障房。真正的保障房应该为城镇化服务,满足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人群的需求,这才是人的城镇化,也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此外,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土地也需要进行区划整理、重新确权,对进城人口留下的土地进行合理化、标准化整理以利于流转。 最后,最重要的是在制度设计上把“要地”和“要人”挂钩,将土地和安置人口挂钩。国土部的数据显示,每年国家规划的供地目标为500-600万亩,而各地汇总统计的需求量多达2000万亩,最后年均实际供地面积约1000万亩。按照这样的供地思路,未来连保证耕地“红线”都成了问题。 怎样遏制地方政府要地、要指标的冲动?必须把地和人挂钩考核。对于土地问题,应做好一个顶层规划,确定每年用于解决城镇化人口问题的计划供地配额,再交给各个地方分解指标并出台配套政策支持。例如,鼓励发展的中小型城市每亩地绑定的人口指标少,而需要限制发展的城市每亩地绑定的人口多,让地方政策自己权衡用地量的多少。在这个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也要精心设计,不能只在一个地区放开。通过这些举措体现国家的指导作用,这也是未来将召开的城镇化会议应考虑的问题。 土地财政一定要触动 问:很多人担忧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城镇化会不会加剧这一问题?如何平衡地方财政与土地合理规划开发? 华生:现在城镇化的问题不是农民没有就业就进城,而是农民早就已在城里就业很多年了,但不让农民安居和落户。城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正处于其中。要解决城镇化的问题,户籍、土地是核心,也是经济领域改革的抓手。 目前,中国采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制度,越来越多的新增人口没有地,未来如果允许土地抵押、出售,必将加快土地的分化和兼并,大量人口涌向城市谋出路,如不被接纳,他们将会成为流民,造成社会动乱。如何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只能靠城镇化,让这些人真正成为城市人,说到底还是“人的城镇化”问题。 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儿?涉及“人的城镇化”的工作不做,现有的制度都在鼓励大家卖土地赚钱。正因为各级地方政府都在依赖土地财政运行,使得地方政府在处理土地问题时不中立,利益分配不公正,因此土地财政一定要触动。 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开发商、投资投机购房者和城郊拆迁户四类利益主体赚了钱。要解决土地问题,就要从梳理获利方开始。既然土地升值的部分是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就应该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设计,把这四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出来,让利益回到外来人口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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