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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翼明：包容、多元、共通，我的“中国梦”

http://www.CRNTT.com   2014-02-12 13:23:50

怀念80年代学术中兴 　　时代周报：1978年你以高中生的身份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回顾那时候的研究生教育，你认为跟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有什么不一样？ 　　唐翼明：我很怀念那个时代。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二批研究生都不是普通人，是从十年积累的人才里百里挑一地选拔出来的。而且，选拔也很公平、公开，大家全凭自己的实力，不讲背景。考上的人都觉得这是有生以来碰到的最好的机会，所以个个都意气风发，拼命用功。我考进武大之后，差不多成天都泡在图书馆。因为考试前准备太紧张，入学后又太用功，结果大病一场，症状一发起来就像个小马达那样嗡嗡响。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实在难以坚持，想退学，我的导师胡国瑞先生就跟我讲：唐翼明，你们这一批人，社会上称作“新进士”，机会难得，你怎么能放弃呢！如果你身体支持不住，就不要来上课好了，你期末给我一个报告就行了。胡先生是非常诚恳的人，对学生都很好，易中天后来留校，他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易中天对胡老师非常尊敬。易中天成名后，还专门为胡老师出了一套线装本的《胡国瑞集》，他出的钱，我写的序。我们当时那一批老师都是很好的人，满腹才学，但二十几年来都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像胡国瑞先生那时已经70岁了，他是1908年出生的，到1949年他41岁，年轻力壮，正是做学问的时候，突然政权换了，接着“反右”、“文革”，一直没有施展的机会，到这个时候才觉得有一个机会，非常珍惜。那时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有一种中兴的感觉，觉得这个国家有复兴的希望。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很自然地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一直弥漫着一股追求改革的风气，思想相当解放。不像现在的很多学生，读研究生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因为本科读完了找不到好工作，暂时不想到社会上去，然后就混个研究生。很多人考试成绩并不好，也进了研究所，靠各种关系进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珍惜不珍惜的问题。 　　时代周报：易中天读书的时候什么样子？ 　　唐翼明：易中天比我小五岁。他读书的时候，跟我的关系很好。我们两个都是湖南人，蛮谈得来。易中天人聪明，思想活跃，口才很好，很喜欢探讨国家大事，我跟他，还有哲学系的邓晓芒，都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我去美国了，邓晓芒、易中天在国内，都很有成就。易中天大家都知道，邓晓芒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上成就也很高。他们还合写了几本书。我不得不说大家都算是人才，而且很努力。 对不可知的敬畏乃普世皆然 　　时代周报：你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怎么成了夏志清先生的学生？ 　　唐翼明：我记得刚到洛杉矶时，在表哥家里的书架上看到一本夏志清老师的书，我翻了一下，就觉得这个人学问不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想什么时候能做他的研究生就好了，后来果然做成了。 　　时代周报：在美国留学十年，对你思想触动大吗？ 　　唐翼明：太大了。所以，我后来一直主张，中国人不论抱着何种目的，不论以何种方式，要出国的都应该让他们出国，想留在那里也没关系。因为中国人应该出去看一看，看看别人怎么在活，别的国家怎么在运作。国家搞好了，出去的人都会回来，像我自己还是回来了。我不觉得我生活在美国就多愉快，因为毕竟脱离了自己的文化。但美国对我触动很大，出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人也可以这样过活。比如说，我进哥大，没人管我：找房子，自己去找；吃饭，自己去解决；要什么人做导师，自己挑选；上什么课，自己去选。买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的事，没有什么人管你，更没有什么政治辅导员来管你的思想。我们中国，学生考进大学之后，第一，住在集体宿舍。第二，马上就有班主任、学生干部、党支部来辅导你的思想，来管你的心灵和头脑。在美国都没有，你随便怎么想，是你自己的事。你爱批评谁就批评谁，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哦，人原来也可以这样生活，而且这样生活，这个社会也井井有条，也很好。当然，进一步之后，会发现有了自由的选择，就要承担选择的后果。我也吃过很多苦头。当你选择走一条路的时候，这条路会引你到何方，你不知道。在中国你只有一条路可走，你不要去选择，思想简单，省了很多麻烦。在美国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但每一条路的结果如何，你要自己负责。 　　时代周报：你从美国学成后到台湾教书，如何思考传统文化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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