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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4-04-21 12:16:31

滋养新的说理文化 　　就此而言，陈嘉映的《说理》和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都是值得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留意的著作。前者更多是从哲学的层次来阐发说理的“语言”、“语法”、“概念”等基本问题，是一册正本清源的“让人学会公开运用理性”的充满智慧的著作。 　　陈嘉映是当代中国大陆最没有学究气的哲学家，他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出发，抽丝剥茧地展示其紧扣核心问题层层递进思考的哲学论证，同时，他也对如何建设公共文化的品质时有洞见。他认为“说理的目标是，通过在此一事上的说服，让对方获得理解，让对方自己获得理解的能力。说理的目标，若从根本上说，与其说是在一事上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不如说是一种心智培育。”说理不一定是寻求对方完整地接受己方的意见和观念，而同时是打开自我进行反省，因此，说理应该是一种“双赢”的话语实践，是彼此滋养心智生命的友善行动。 　　基于此，陈嘉映对中国读书人多有犀利的批评：“我一直觉得，今天的读书人，要用一套正确的观念来指导时代，不仅是虚妄，更多是错误。观念转变不能指望观念批判来包办。批判松解了虚假观念的束缚，为真情实感的观念的生长开辟空间；而要生长出有血有肉的观念，所需的不是读书人的指导，而是每个人自己和每个民族自己的经验与实践。”就公共说理而言，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言说主体，都应该在公共空间里勇敢而清楚地自我表达，而不能将希望维系在一群知识分子先知的指导之上。陈嘉映倡导知识人首先要诚实地面对自身的困境与限度：“读书人不是先知，不是要用自己的观念取代别人的观念，用自己的观念指导别人的生活。读书人不是世外人，其受虚假观念之制，殊不少于大众，对自己的观念进行深入的反省和更严厉的批判，应是深刻的社会批判的前提。” 　　《明亮的对话》则可以称之为一本有品质的公共生活的“指南”或者说“公民教科书”。作者徐贲虽然任教于美国，但长期活跃在中国的公共舆论空间，发表了大量有品质的作品，着有《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在傻子与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等著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本《明亮的对话》是其在美国圣玛丽学院教授论证说理和人文教育等课程时长期思考的结晶。 　　在徐贲看来，“说理并不表示一个人懦弱或放弃自己的想法，说理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要把对方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说理是释放一种理解、尊重、不轻慢对方的善意，让彼此变得温和而有理性。说理可以使双方走到一起，搁置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议，共同营造一个平和而有教养的公民言论空间。有了这样理性公民言论的中间地带，人们才不至于自我囚禁在一种要么恶言相向要么哑口无言的两难境地之中”。说理与公共空间的建设息息相关，而一个社会迈向有说理文化的境地，也需要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有一种“理解、尊重和善意”，也就是一种共同体的连带感。有了这份初心，以及对人心可能的蒙昧的自知之明，才不会“理直气壮”地以势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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