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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应谨防“欧洲化”

http://www.CRNTT.com   2014-05-07 09:10:39  


  中评社北京5月7日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争论的主要不是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问题,而是在哪城市化的问题。要不要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要不要让中西部的农民在家乡附近就地城市化?因此,讨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城市化道路就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大国发展战略的高度上去看问题。

  从美国卫星图像展现的世界夜晚灯光地图可以发现,从世界范围来看,灯光亮度高的地方,总是集中在全球陆地的一小部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灯光亮度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韩国很亮,朝鲜基本一片漆黑。而如果看一个国家内部,例如看美国内部,由于美国内部州之间的人均GDP是差不多的,所以夜晚灯光亮度主要取决于国家内部的经济和人口的集中程度,在人口高度集中的美国东海岸比较亮。同样,欧洲比较亮的地方是伦敦、巴黎附近。

  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全球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空间集聚特点,中国城市发展和未来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会不会走出一条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道路?这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城市化“立法”

  从去年年底的城镇化工作会议,到不久前的2014-2020年城镇化规划方案,都明确地表明了政府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但若仔细钻研这个规划,会觉得它的一些表述自相矛盾,一方面强调继续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要继续发挥核心大城市和都市圈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但在具体政策上,又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在土地政策上,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政策是,未来除了居住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在5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基本上就不再增加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了,也就是说城市规模扩张未来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与此同时,它在讲到土地政策的时候,又表示未来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要和劳动力的流入地一致起来,但是从趋势上说,劳动力流入方向恰恰就是大城市。

  为了回答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问题,有必要回到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体系的形成应遵循什么法则。我把这叫做为城市化“立法”,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因素到底决定什么?政府可以干什么,起到什么角色?

  先来看城市发展的逻辑。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当中形成的问题(比如城市病)是在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城市长大的过程中,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不断上涨,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问题。很多人把这些问题简单地和城市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其实,这样的观点是经不住仔细推敲的。比如说,在国际上很多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大都市,它们的人口在持续增长,而其交通拥挤问题并没有持续恶化,而环境污染经历的是一个从恶化到改善的过程,这说明,城市病并不是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此外,尽管房价高,城市病的确存在,而且特大城市一直在控制人口,户籍制度在近年来变得更为严格,现在博士、硕士毕业都不一定能够拿到特大城市的户籍了,可是特大城市人口还是越来越多,很多大学毕业生拿不到特大城市户籍还是会选择留下来。究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学机制没有被人们理解。

  城市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问题,而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本质上是不同的居民或企业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如何选择居住或生产地点的问题。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所有的理性决策都是在一个行为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之间进行权衡,尽管在城市化过程中可能会带来诸如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等成本;但是也会带来收益,城市扩张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效率会更高,生产率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经济学理论表明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效应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并转化为劳动力收入的增加。这三个效应简单地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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