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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保守治疆”今难堪用

http://www.CRNTT.com   2014-05-14 09:31:18

在民族政策方面，杨增新本人热衷学习维吾尔语，并一再督促各县知事学习维吾尔语，否则“不惟难以联络地方之感情，洞达人民之隐屈。”在社会政策方面，杨增新也是以羁縻之策维系笼络新疆贵胄。铁木耳闹事之时，杨曾想向北京政府请示，取消哈密王制。但不久后他又放弃了这一想法，认为通过贵族来控制其属下人民，比通过他直接派出的官吏更方便、更有利。这也就是他常说的“羁縻了头目人，也就羁縻了老百姓”。 　　杨增新的“大棒”就是打击异己，清除威胁。对内，杨增新清除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军政人士。1916年元宵节宴请上，杨增新就将自己的护卫军营长夏鼎、督署卫队营长李寅等人当众处死，而杨增新自己却在宴会上谈笑自若；1924年，杨增新下令处死了地方实力派、喀什噶尔长官马福兴，以此震慑异己势力。对外，杨增新积极铲除地方民变，如绞杀铁木耳之后，将其余众在遣返的路上全部处决，显出杨增新铁石心肠的一面；对待沙俄和白俄进入新疆的势力，杨增新在安抚的同时，严加防范，并积极联络新生的苏俄红军予以剿灭。 　　杨增新在治疆政策上，不仅仅强调“保守主义”，也强调“萝卜”“大棒”相结合。“萝卜”“大棒”是杨增新治疆的根本，以羁縻之策笼络人心，以铁腕政策排除威胁，才能够保证新疆的稳固，更能够有资本来保全一个“保守主义”的新疆。要知道，驱逐外来宗教势力，拦截中原的思想宣传，如果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军政体系，在偌大的新疆境内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单纯的强调“保守主义”而忽略杨增新治疆当中的铁腕与怀柔，是非常片面的。 “保守主义”治疆的无奈 　　杨增新治疆的“保守主义”，其实更多的是源于当时新疆现实的无奈之举。杨增新主政时期，新疆财政亏空巨大。自左宗棠收复新疆始，新疆的国家机器运转皆需仰赖各地协饷，庚子赔款后清廷财力不足，但每年也高达240万两（不含伊犁、阿山地区）。辛亥革命后，地方各自为政，新疆从此断绝了外来财政支援。1913年新疆军费支出为557万两，而财政收入仅80万两。后经系统清理财政，1916年财政收入上升到了330万两，但亏空仍然十分严重。在此情况下，杨增新不得不采取裁撤冗员、精兵简政的方针。当时的新疆军队仅仅保留不足一万人，而且由于装备低劣，被外省戏称“叫花子军”；而整个新疆的行政体系也最大限度的缩编，以至于杨增新在公文中提醒在职官员“从速自谋生路，不要存做官之心”。 　　与此同时，杨增新时期的新疆还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杨增新主政时期，新疆面临的“生存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的“沙俄”。杨增新先后经历了中亚民乱、沙俄干涉、蒙古入侵、白匪掠境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都对当时的新疆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以当时新疆300万人口和孱弱的新疆军队，在周遭虎视眈眈的列强之下，如果杨增新举措不当极易使得新疆分裂出中国。所以杨增新治疆，反对大动干戈，采取“保守主义”实属无奈之举。虽然杨增新也表示过对于武力的不信任，“自治潮流日盛一日，断非快枪快炮所能压制”，但是杨增新也深深清楚当时新疆的“底气”，他认为战争将彻底毁灭新疆，“新疆……一仗过后，玉石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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