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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令三大发动机释放发展新红利

http://www.CRNTT.com   2015-11-11 08:08:48

中国“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巨大的具体表现是： 　　第一，全国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工业化仍处于中后期阶段，部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西部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大部分地区走入后工业化时期至少还有一二十年时间，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出巨大的工业化“结构优化生产力”。由于全国发展不平衡，即便是部分地区已完成工业化，也还有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由此形成工业化的“滚动效应”。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中。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达到30%至70%时属于城镇化加速阶段，显然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中，按照目前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的速度，到城镇化加速阶段70%的终点，还有15年左右。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出巨大的城镇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第三，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之中。尽管过去已出现了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的雏形，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但大多还在形成中，远未成型。本届中央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大战略，带动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热潮。这也会产生巨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同时，各地都在推进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同样会带来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大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主要通过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推动，而要避免出现政府过度干预、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的情况，但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好政府在规划和政策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以使经济结构优化更快更好地向前推进。 　　“三大发动机”之三——要素升级成经济发展重要动力 　　文章指出，众所周知，技术、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但人们在讨论生产要素时大多只注意到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忽视了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其实，经济发展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能否顺利跨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升级的状况。 　　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并重点从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明确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对策。之所以近期不断出台有关创业创新的政策，是因为形势所迫。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人口红利的减少、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饱和、投资边际效益的下降、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高峰期的结束等，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发展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必须走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模式。形成质量效益型新模式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赖于新动力 ——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或者说改革、转型、创新)的形成。 　　要素升级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大发动机之一，与土地、资源、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质的提升”。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一是技术进步，如现有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突破；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人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其他各种素质的提高；三是土壤品质的改良和土地肥力的上升；四是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包括资金流通速度加快等带来的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五是基础设施的升级，如高铁对传统铁路的改造，大幅度提高了铁路的运能；六是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信息化改造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生产要素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生产要素的效能。在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内部，要素升级既是结构优化的重要条件，也对制度变革提供了支撑。 　　一方面，要素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它是创新驱动的重要途径。创新驱动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技术创新、人力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或服务创新等。而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升、资金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 　　可见，创新驱动与要素升级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很大交叉。技术创新主要是寻求技术进步，人力创新主要是实现人的素质的提升，模式创新主要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组织创新对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化有很大的依赖，管理或服务创新则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升等。总之，欲实现创新驱动，必推进要素升级。 　　另一方面，要素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它决定着中国能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与中等收入没有直接关系，而与要素升级有密切关系。当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由低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农业，转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后，必须要通过要素升级，由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普通要素，转向主要依靠迈克尔。波特所说的“高级要素”——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后，即资源配置实现由“吃资源”向“吃知识”的跃升后，才有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就有可能像拉美、亚洲许多国家那样陷入其中，只能长期呈现低迷增长的局面。而转向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高级要素”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升、资金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要素升级。 　　然而，中国目前推进要素升级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一是制度障碍。如产权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不合理，都会阻碍要素升级。股权分红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进步影响重大，但目前中国针对技术创新的股权分红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致使很多科技创新人员缺乏内在的、持久的动力，有的人获得几个科研成果后就停滞下来了。目前的教育制度始终未摆脱应试教育的窠臼，培养了令世界瞩目的很多高分学生，但真正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才能的人不多。产权不甚清晰的土地制度激励了土地财政、大规模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但没有激励对土地的保护和轮休。 　　二是思想障碍。人的素质提升直接针对人，技术进步严重依赖于人，土地、资金、信息、基础设施等要素都需要人来应用，所有要素都受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要素升级意味着要素从旧的状态向新的状态的转变和提升，对人的旧观念是一种冲击，因此作为新生事物刚开始必会遇到旧思想观念的阻碍。尤其是要素升级总是存在一定的投入和风险，因而更会遇到一些思想较守旧人的刁难。因此，我们就不难发现，每当一项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新人才、新渠道等出现后，总会有人议论纷纷甚至冷嘲热讽和打压。 　　三是既得利益障碍。现有世界是由传统要素组成的，已形成了一种较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同时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格局。随着要素升级和新的高级要素的出现，会打击或取代传统要素，会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无疑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如新能源技术的出现，就对传统化石能源形成了冲击，会遇到相关利益集团的无形阻碍；一个单位若引来若干高级人才，会对现有人才的权益格局带来冲击，会遇到无形的阻碍。 　　推进要素升级，需要针对上述障碍采取综合对策。第一，制定促进要素升级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标准，使要素升级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第二，建立有利于要素升级的体制机制，特别是科教人才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和信息化推进机制等。第三，制定促进要素升级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为要素升级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第四，培育适应要素升级的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等主体，形成要素升级的磅礴力量。第五，建立推进要素升级的交易所等各种平台，使各种要素在升级中优化配置、在优化配置中升级。第六，塑造有利于要素升级的文化，形成要素升级的持久内在动力。 　　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要尽可能将要素升级与创新驱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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