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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抗日吗

http://www.CRNTT.com   2012-07-28 09:35:49

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后的抗日历史 　　即便是在样板戏《沙家浜》中，也不得不保留这样一段故事——忠义救国军的胡传魁司令在与日军作战失败，被日军追捕时得到了中共地下党员阿庆嫂救助方才脱险。可见这支部队确实是有其抗日功绩的。 　　戴笠奉命加强敌后游击工作，创建忠义救国军 　　“苏浙别动队”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惨重，剩下的特务大队，青浦、松江两训练班及畲山教导团及第五支队残余人员共1700多人，于1937年底退到安徽祁门县历口，被整编为教导第一团，由俞作柏任团长；第一支队残部则撤至遂安，与军统创建的其他游击部队合编为教导第二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总指挥部也改为别动队教导总团部，由戴笠亲自兼任总团长，俞作柏任副总团长，实际指挥。 　　1938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戴笠，要他“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至四月底，戴笠以别动队教导团为基础，广收散兵游勇，队伍再度扩大至万余人。5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苏浙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设总指挥部于汉口。迄1940年夏，忠义救国军扩充到四个纵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28个大队，总人数近3万人，分布于浦东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公路沿线一带。最盛时，忠义救国军曾有10万之众。 　　中美合作所帮助戴笠训练忠义救国军 　　关于忠救军的抗日表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在其《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曾如此写道：“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着，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1938年夏，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显然提高了。”——此一时期，中共部队还没有逾越国民政府的战区划分，大规模进入这一地区，只有一些小股武装在有限地活动。 　　魏斐德似乎并不了解1938年以后忠义救国军的抗日历史。所以有必要再引用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ary Miles）晚年所着回忆录《神龙飞虎间谍战 戴笠和看不见的中美合作战争》一书中对忠义救国军的描述——梅乐斯当年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副主任，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的宗旨，即“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基于这一宗旨，中美合作所得美方军事人员曾多次参与组织训练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故而，梅乐斯对该部队的抗日经历，有比较多的了解。其回忆曾专辟一章，单独谈忠义救国军的历史。梅乐斯认为，中美合作所对忠义救国军的训练，起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除了中美合作所的通常营地和军事单位外，戴将军还悄悄的建立了一支非常特殊的游击部队，称作忠义救国军。……这支部队大半时候都在离上海并不很远之处活动。……日本人充分明白这个地区的重要，因此在珍珠港袭击前四年，便已开始在那边驻扎了大批军力，……但戴将军就在这一地区，维持着他的忠义救国军——一支为数两万余人，穿着制服，极有效力的军队。他们不但与一半以上由日本所供养维持的大批伪军，经常保持联络，而且还一贯的得到他们的协助。至1944年秋，设在距这一异常重要的地区不到一天步行路程的徽州附近的第一营地，便曾训练了约有八千忠义救国军的官兵，还设法供应了他们的枪支。忠义救国军在七年半对日本人的作战活动中，曾经牺牲了一万多人，这批训练的官兵，差不多就补充了这批损失的人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对这些部队越多给以训练，越多供以枪支，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便越多。在十个月中间，他们击毙了将近一万敌人，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了他们的效率。这个数字固然还不能与那些在华中受有同样训练的人所有的收获相比，但这个收获已是平均一杆枪杀死一个多敌人，而且这个工作是在中国受到敌人最充分控制的最艰苦地区进行的。” 　　中美合作所对忠义救国军的训练，开始于1943年。第一个训练班设立于安徽歙县雄村，即梅乐斯所说的“第一营地”；后来又陆续开设了20多个类似的训练班。各训练班的内容大同小异，以雄村训练班为例，其受训内容分军事、政治两方面，军事训练方面，有武器使用、爆破、投掷、防毒、劈刺、射击、演习、游泳、通讯、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搜索、筑城、测绘等科目；政治训练主要讲授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著作。学员结业后由美国教官授给美制武器弹药，官佐发给左轮或考尔德手枪，士兵发给卡宾步枪或汤姆生机枪，少数编为爆破组的发给炸药。学员毕业后，大多遣回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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