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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抗日吗

http://www.CRNTT.com   2012-07-28 09:35:49

忠救军与日军、伪军、新四军之间的“四国演义” 　　各种大陆史料里，忠救军最大的历史罪状，莫过于其与日伪军的“勾结”。如江渭清在其回忆录《七十年征程》中说道：“‘忠救军’以第三战区后方为基地，以苏南东路为基本活动区域，并与沦陷区日伪势力暗中勾结，扮演了反共摩擦急先锋的角色。”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粟裕的电报里有真相 　　欲了解忠救军在苏浙皖地区的真实生存状况，不妨先来看一封粟裕的军事电报： 　　陈、饶、赖（编辑注：陈毅、饶漱石、赖传珠）： 　　一、“忠救”二个支队约二千余人，于一月利用伪军关系，北渡犯我地区，窜入靖江地区。我曾派队进击，因其靠近敌伪据点，我未能奏效。最近我想集中主力歼灭之，但敌向我反覆“扫荡”，计划又延时间。近又以二个团进击宣家堡伪军，而“忠救”公开出击增援，其政治上完全破产。由于此，敌寇知伪顽关系，遂派队“扫荡”“忠救”，将其支队长汪浩然(汪浩然，当时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教导第1团团长)俘去。“忠救”见敌寇“扫荡”，我大军北面堵击，伪军关系被敌发觉，在苏北不能立足，遂窜回江南。另一面由于浙省战事，皖南顽军东调，苏南、皖南阵地空虚，调回填防，亦是原因之一。二、此次“忠救”渡江南窜时，在铁路上被敌截击，失散二百余人。我武进县府截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支。三、“忠救”到金丹武区（指江苏省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为求立足可能，在该地与我找磨擦。我应设法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有力的打击、如在敌伪据点不便集中主力时，应在有利时机予以奇袭，逐渐消耗。但该部战斗力相当强，不亚于四十师、五十二师、一零八师，你们不可轻视。如仅以三个连兵力进击之，万一不利，则你们在苏南工作将会受到影响。你们应慎重留意。四、我已令十八旅继续派兵南渡，加强活动，开展工作，以防“忠救”再行北窜。 　　粟裕 六月六日（粟裕关于“忠义救国军”北犯和南撤经过致十六旅并陈毅等电(1942年6月6日)，引自《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 　　电报里提到了这么几个关键信息：1、忠救军与伪军是合作关系（这一点梅乐斯也是毫不否认的，前文曾提及），曾联手进攻新四军控制地区；2、新四军进攻伪军时，忠救军曾公开出动增援；3、因忠救军出面救援伪军，而引起日军对伪军的怀疑和整顿。这封电报其实已能够说明忠救军当日在敌后的基本生存策略：抗日、联伪、打击新四军。 　　其实，在1943年春，戴笠由重庆到皖南“忠救军”总部视察，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时，曾公开阐述过忠救军的这一生存策略。戴笠说：“部队在沦陷区活动，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伪军，否则部队就陷于敌伪匪(指新四军)三面环伺之下，我们就只有挨打，但利用伪军必须保守秘密，免得敌人发觉，使他们(指伪军)受到影响。过去龚国梁、丁锡山的垮台(龚、丁二人因和‘忠救军’合作，接受了番号，被日寇知道了，以后都被日寇缴枪或解除了军职)就是一个教训，而且有些人还会说我们的坏话，当然对你们的部下，也要说清楚，不要什么误会……我们要控制沦陷区，如果不利用这些伪军的力量，这些力量，必然会被别人抓去。” 　　曾在“忠救军”内做过干部的吴靖洲、胡啸华、何鹏章、姜溢三、董南辕、陈旭初等人，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合作撰写过文章《军统局“忠义救国军”勾结与收编伪军情况》，翔实而客观地回忆了忠救军当日与日、伪及中共军队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具体案例。下面试举几例： 　　例一：忠救军利用伪军送来的情报打击日军 　　依照戴笠的指示，忠救军对沦陷区的伪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之成为忠救军埋藏在日军阵营里的“内应”。据吴靖洲、胡啸华等人回忆：“（忠救军）这些人的进出沦陷区，都是由江阴青阳伪军高杏宝掩护接送的。高部有两艘小汽轮，经常挂着清乡大队的旗帜，由青阳经无锡穿过太湖至宜兴的官村或徐舍，接送‘忠救军’来来去去的官员及替‘忠救军’接运弹药等军需物品。同时‘忠救军’指挥所及一、四两团之中有很多官员都携带有‘清乡大队’的身份证，他们进出无锡市区采办物资通行无阻，因当时所谓‘清乡委员会’及‘清乡大队’之类的伪组织是最吃香的，最时髦的机关，连日本鬼子都让他们三分。” 　　通风报信更是伪军和忠救军之间的常见合作：“1941年12月下旬，横山桥伪自卫团团长周德纯和清乡大队蒋鼎生二人合送来一个情报给焦店的指挥所，说是常州的日酋中岛亮中佐和苏州昆山的树泽大佐联队及江阴的田中新一少佐等日军，计划水陆并进从四面包围‘忠救军’于焦店附近。参谋长刘纬得此消息后，即将第一团撤至麻皮桥，第四团撤至双庙附近。因伪军这个情报，使‘忠救军’有了准备，故12月27日当日军围攻‘忠救军’时，被‘忠救军’打垮了两路日军，俘虏了田中新一少佐以下四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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