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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重磅专访：王贵国详论解决一带一路争端

http://www.CRNTT.com   2017-01-31 00:07:29

中评社记者专访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院长、前任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院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王贵国。（摄影：王平）   　　考虑这些问题不仅要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而且要从小国政府的角度出发。例如有些案子动不动就要几百万美元。很多小国恐怕都难以承受。就算官司打赢了，世贸组织的制度是向前看，只要败诉的成员改正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政策就没事了。如败诉的一方不改，世贸组织有一个报复制度，但也是由受害企业的本国政府去报复，如增加关税。这和企业是无关的。在世界贸易组织短短的20年的历史中，就有多起大国、强国承认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就是不改。因为他们晓得那些胜诉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报复。对小国而言，这就好比老虎咬人一口，为了报复，让你咬老虎一口，你敢咬吗？所以世贸组织这个制度有其内在的问题。一个是制度设计问题；另一个是过重的反映了西方法律文化和价值。 　　还有一类争议，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议。中国有很多企业到外国去投资，外国也有很多企业到中国投资。当投资者对当地政府或者对东道国政府的行为和不行为，或是对东道国政府的法律、政策有不满的时候或感觉到实际上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时，现在的做法是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目前解决这类争议的机构有1965年签订的《华盛顿公约》下的投资争端解决国际中心和国际常设仲裁院。此外，还有几个民间机构，包括伦敦仲裁院、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等，这些机构都是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的重要机构。而受影响的国家主要是哪些？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当然，美国、加拿大等也曾成为被告。但如果从整体上看，还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因为当时有能力投资到国外的众多投资者都是来自发达国家，他们多投资到发展中国家。 　　还有一类争议，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争议，那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商业争议。商业争议，亚洲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很早就开始做。比如我们国内的贸仲，从50年代就开始做，涉案量很大，但是涉案的金额与伦敦仲裁院、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等相比则小很多。 　　当代争端解决机制除了不能反映东方法律文化的问题外，还有包括投资者与东道国仲裁相互冲突者众。同样的条约条款，同样的事件，但裁决不同。比如阿根廷当年经济危机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最后导致投资人，包括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受损，并引起一系列仲裁案件。这些案件均涉及阿根廷采取的措施，涉及美国投资者及美国和阿根廷的双边投资协定。但裁决却南辕北辙，从而引起国际社会不满。故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之一，也包括我当时在2010年的海牙国际法院做一个演讲的时候曾提道，是设立上诉机构。在此方面，最近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比如今年欧盟和加拿大签订的《全面经济与贸易协议》（CETA）就明确规定，设立一个多边投资法庭。欧盟在其与美国谈判《跨大西洋经贸伙伴关系协议》的立场文件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欧盟和加拿大签订的协议已于今年12月6日生效。接下来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国际投资法院。今年12月12－14日，来自于42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在日内瓦谈了3天，谈的就是如何设立一个多边的投资法院。这次日内瓦会议有42个国家参与，下次肯定还会扩大，越扩大，肯定就会涉及到更多的“一带一路”国家。 　　当这些国家已经在讨论成立一个国际法庭时，中国再想成立一个“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便会比较困难。然而，要想把“一带一路”搞好，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争议的制度是不行的。签订的协议再好，一旦解释有偏差，影响就非常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起草“一带一路解决争端机制”的原因。 　　在起草“一带一路解决争端机制”的过程中，为了尽快推动此事，我们选择了民间的方式，因为官方比较慢，考虑的东西比较多。而我们学者考虑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基于此，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联系了30几个国家的专家，通过一年的时间，写出了“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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