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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有两个中国演员最能够体现这种不问真假、不知真假的意味，一是葛优，一是赵本山。当然许多情况下是出于“善意”。赵本山在张艺谋拍摄于2000年的《幸福时光》中扮演一个下岗工人，用他的女朋友斥责他的话来说：“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真话”。为了讨好女朋友，他谎称自己有五万块钱结婚；接着，进一步谎称自己是一家叫做“幸福时光旅店”的经理，其实只是改造了一辆废旧汽车后来还被拉走了；他谎称给女朋友前夫的盲女儿找了一个按摩的工作，其实那是在停工的车间里，几个同样下岗的伙伴假装成病人来安慰那个双目失明的女儿，这些人与赵本山一样不务正业，不知道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最后玩笑开到了人民币的头上——这些人给不出按摩所需要的小费。于是用纸头裁成人民币大小，当作钱去骗那个可怜的孩子。而女孩为了安慰对方，也不戳穿这个善意的谎言。谎言如何变成了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最为自然的、不可推翻的坚固“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这倒是与目前的中国现实有一种相关性或者匹配。但是影片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重构的现实，在它看起来天衣无缝的谎言系列中，有一个不堪一击的起点，即赵本山对女朋友说他“有五万块结婚”。 　　人并非一个谎都不撒，但是如果是在没有多大压力之下仍然要撒谎，并非迫不得已之下撒弥天大谎，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四　游民与世界中的权威 　　1999年4月18日，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举办前夕，张艺谋公开了他写给这届电影节主席雅各布的信，信中说，他准备撤下已经送去的两部参赛影片《一个也不能少》与《我的父亲母亲》，原因是在公布候选影片名单之前，雅各布公开谈到张艺谋的新片，认为是在“替政府做宣传”。应该说，作为电影节主席，雅各布从影片与政府的关系上提出问题进行发难，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是逼人太甚；但从中也的确暴露出西方电影节对于中国电影的某些期待，暴露出西方观众对于中国电影“政治上正确”的特殊要求。张艺谋在给雅各布的信中，将这种西方要求说得非常清楚：“对于中国电影，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而公开指出这一点，实际上对张艺谋十分不利在于：这就意味着，他此前参赛戛纳电影节或其他西方电影节，并接受这些电影节颁发的奖项，是认可和接受这个游戏规则的，是愿意被当作“反政府”的形象得到承认的。 　　 　　当然，从眼下来说，退出参赛对张艺谋则更为有利：在已知不能满足西方意识形态要求、获奖无望的情况下，需要回过头来站稳国内的脚跟，站到中国官方以及中国市场这一边。按照有关规定，送外国电影节的国产片一是需要电影局审片，而且是需要电影局本身选送，导演和制片方都无权擅自送片，《我的父亲母亲》这两个程序都还没有走。因而即使获奖，摆在前面的结果也只能是像《活着》一样，在国内遭到封杀。而《一个也不能少》，虽然为电影局所选送，但是如果在电影节上业绩不佳，也会影响正紧锣密鼓做放映宣传的这部影片的票房。很快，张艺谋退出戛纳电影节的消息在国内媒体大加渲染，有评论认为此举是张艺谋公开挑战和明确回应“某些西方人‘意识形态偏执’”，也有评论认为，“张艺谋这次以戛纳电影节主席歧视中国电影“替政府宣传”为由退出，较过去他的某些影片被西方电影节列入“反政府”一类而获奖，可以说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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