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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道德水平一百年才能赶上欧洲？

http://www.CRNTT.com   2010-01-22 11:37:53

我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不应该封闭，不应该只盯着自己的那些家当，而应该广泛研究、学习和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功的文化、思想和经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中西方文化的另一个差别。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向后看。儒家和道家一样，都是向后看的。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儒家则“言必称三代”，好像什么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好，而更古的尧舜时代更好。流风所及，每当新旧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有人向后看，总会掀起一股尊孔读经之风。西方人也向后看，但更多的是向前看。他们比较注重从现实生活的实事中寻求“是”。     今年4月15日，一个名叫约翰.哈里的作者在英国《独立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需要建立更平等的社会》。文章介绍说，理查德.威尔金森教授和凯特.皮科特博士经过十五年的研究，联合出版了一本书，叫《精神层面：为什么更为平等的社会总是能做得更好》。文章介绍说：“我们最重要的心理需求之一就是让自己感到我们是人群中最有价值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追求人人平等的‘狩猎部族’中，一旦我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或者没有可能受到部族其他人的尊重——我们就会开始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破坏。”“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能比地位更让我们感到焦虑的。源源不断的医学实验表明，我们在预感即将失去现有地位的时候，身体内部一种称为‘皮质醇’的荷尔蒙就会增多，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开始感到各种不适。”“我们的社会正是建立在这种痛苦的扭曲之上，我们过去三十年一直在使这种状况激化，社会越不平等，社会关系就越趋紧张。一旦存在一个长长的社会阶梯，而且生活在底层就意味着屈辱与贫困，那么所有人都会感到爬上阶梯的紧迫性——社会也将开始混乱。这并不是一个‘左’派的推测，这是一个事实。” 　　文章还引用哈佛大学医学院暴力研究中心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利根的研究成果。这位心理学家说，暴力行为是“试图摆脱或消除羞辱感的一种企图，这种感受是痛苦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这种地位危机感还与信任度有关。“在我们感觉紧张时，就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怀疑。在社会高度平等的瑞典，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表示信任周围的人，因而瑞典也成为发达世界社会信任度最高的国家。在社会最不平等的葡萄牙，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表示信任其他人”。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因为它实际上也回答了我国社会为何浮躁，一些人为何有暴力倾向，并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至于平等与信任度的关系，文章的解释可能不尽准确。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人们因为对自身地位的担心而产生了紧张感，就会不择手段地爬上社会阶梯的高层，以避免屈辱与贫困，而不择手段又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我国社会现在上演的正是这一幕。我觉得，他们这种从实事中求是的方法更能对症下药。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还有一个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我国的中医比西医高明的地方是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往往“头痛医脚”，但是，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却又往往头痛医头。比如对道德危机，我们鲜有人将其与政治和经济相联系，一想就想到古代伦理哲学，就呼唤孔夫子，总试图用形而上的药去治疗形而上的病。     西方人和我们不同。两三百年来，英国的哲学体系包括了法学和政治学，欧美的其他哲学家也曾热烈地辩论如何将道德与市场经济统一起来。他们说，市场经济利用的是人们的物质欲望，或曰动物性，物欲如洪水，它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进步，也可以唤醒人的动物性。他们探讨，如何将物欲放到一个可控制的范围，既令其发挥积极作用，又防止其破坏性。如温家宝总理喜欢读的《道德情操论》就试图将“富之路”与“德之路”协调起来，统一起来。 　　总之，他们不仅着眼于道德本身，而是将道德问题放到经济和政治大环境中考察的。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也许还受了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没有一个防范道德滑坡的指导方针，没有预筑制度的防火墙。那时候《人民日报》的社论总是只说要如何如何，要如何如何，往往一连十几个“要”，就是没有说如果不如何，就要如何。就是说，没有法律的大棒跟在后面，没有注意到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于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动物性如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由“不正之风”到腐败弥漫，由权力腐败到职务腐败，作奸犯科的事情屡屡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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