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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平衡国家发展权和社会民生权

http://www.CRNTT.com   2010-03-11 14:39:56

第二要大量增加政府的社会性投资。在中国，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总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激增和社会性投资的减少。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教育领域变成了各级政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资源，教育产业化变得不可避免。而教育属于社会领域，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同样，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各个生产领域的投资激增，已经导致了很多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造成浪费和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社会性投资严重不足，有助于实现民生权的社会制度就建立不起来。  　　第三是要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减少地方政府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化”的动机。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财力很快从地方政府上移到中央政府，但责任并没有。现在很多领域是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是地方官员努力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解决？主要是要把中央地方之间的责任和权利统一起来。方式有二。第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税权，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权来执行政策。第二是中央政府把一些现在由地方政府担负的责任也收上来，由中央本身来执行这些政策。如果没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这种调整，不管中央政府如何努力来确定社会政策，地方政府也不会有任何动力来执行。相反，它们还会继续目前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化”的趋向。  　　第四，要充分利用国有企业这一经济杠杆来推进社会政策的实行。国有企业一直是实现政府目标的有效工具。但长期以来，国企仅仅扮演了推进经济增长的工具；在社会政策领域，国企扮演的角色是相反的。例如，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家组织了大量的财政和金融力量来对付危机，绝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这具有必然性。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一个强有力经济杠杆在应付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杠杆，中国去年应付危机不会有这么有效。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很多负面效应。国有企业得到国家大规模的支持，扩张得很快。不仅本身造成了产能过剩，而且也在挤压非国有部门的空间，即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当国有企业的资本过度时，国有资本会走向任何地方。既然房地产那么有利可图，那么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可进入呢？从去年开始，国有企业很快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主要角色。人们发现，房地产价格暴涨和国有企业的进入有很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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