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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

http://www.CRNTT.com   2014-01-18 11:17:33

【1940，陪都物价开始暴涨】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公教人员的生活虽受到严重影响，但还未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相对缓慢：“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但到抗战中后期，民众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明显的变化起自1940年，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所载1937～1941年6月《重庆各项商品平均零售价格表》，从1937～1939年，食品类的价格基本持平，而自1940年起，各种食品价格陡然爬升，其中每市斗中等籼米1937、1938、1939、1940这几年的价格分别为：1.253、1.203、1.297、7.067元，而到1941年6月更上升到每市斗41.87元，其他主要食品的价格也基本类似。1940年，王世杰在其日记中也多次提到物价问题，十分直观地记录了这一年中米价上涨的惊人速度：  　　3月15日：“据调查，重庆市之物价，如以七七事变时之物价为准（100），在二十八年一月，尚不过一七，到本年一月，则已跃至三八以上。（即每一元之实值仅等于战事发生时之二角六分）此事最为可虑”。  　　8月9日：“重庆市米价，在政府尽力平抑之下，每市石（一百二十余斤）亦达七十元以上。”  　　11月16日：“近日重庆市米价，较诸四星期前，突涨一倍（即由每市石八十余元涨至一百六十余元）。一般公务人员及教员学生均有断炊之虞。今午在蒋先生宅商讨发给公务人员及学校以‘平价米’办法。惟办法不得其人恐亦不易有良结果。”  　　12月7日：“近因米价猛涨（每一市石涨至一百九十元），公务人员及学校教员大都不能维持生活（因薪俸仍与战前无异）。政府对于渝市实行供给平价米”。  　　另据易劳逸的研究，“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每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的话说——‘赤贫’之中。”（《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  【战时公务员生活一再恶化】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的唐纵，在1943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罗家湾盗窃甚盛，有一军令兵盗一裤为督察所缉，泣曰，来局工作八年，每月月薪仅十三元，家有老母，病不能医，故出此下策，良非得已，夜乘卫兵监视之疏忽，贻信而遁。书曰，穷困出此下策，无以对国家，自杀以谢老板。闻之不胜凄然。”  　　此时，不但是一些职务低的公务员感受到物价的刺激，一些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亦感受到痛苦。唐纵在日记中多次写到生活困难：“戴太太送了几百元来酬劳代他汇的款。这些时，实系太穷了，不然，我哪能受他这些酬劳呢？”“下午晋见委座，问我调统局情形，人员情形。委座注意其内部人事尤其人才，问我何以外间人才不能进去？答两个原因：一对戴怀恐惧；二待遇太低，原有人员均不肯卖气力。委座对职员待遇已允改良。临时，问我的生活情形，我见委座已在开门，外间史迪威参谋长候见，不便多说，答可以。实际上生活很苦，只是不愿开口向委座要钱”。“为何近来大家不安，议论甚多？我以为几个原因：一、因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烦恼之情充溢；二、因风气日坏，贪污日多，政治弱点日益暴露。”  　　家庭负担较重的王子壮则对此感受更深：“昨由部带薪水归，约略计之，本月又不敷甚巨。盖因过阴年已先借三四百元，本月又须为铎昭两人交学费，约二百元。余八百余元之薪金，如何能济此月之用。”“因物价日昂，布匹尤甚，普通上涨十倍以上，全家人甚多，收入至感不敷……余之收入，上月因捐扣较少，达九百元，在公务员中亦为收入较高，以人多物贵，痛苦至此。其他一般普通之公务员在生活上，必更感重大之威胁也。”。（《王子壮日记》第6册，1940年5月6日）  　　在国民党高级职员中，王子壮应属老老实实、奉公守法之辈，因之他的生活过得格外辛苦。不仅是唐纵、王子壮感到了生活的重压，即使是丁惟汾、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亦未能幸免：“丁（惟汾）先生生活之简，人所共知，而彼每月家用达一千八百元，以见物价之逐日增涨，有固定之收入者直无以维持生存也。”（《王子壮日记》第7册，1941年8月7日） “上月三十日晤戴先生，余询彼暑期是否去成都，彼对目前生活极为艰难，以为回家，亲友多孤寡，今并此维持彼等之费难以筹得，岂不可叹……院长地位在全国为最高，仅亚于主席而叫苦如此，是八年抗战之结果，真已使人心趋于不安之境矣。”（《王子壮日记》第10册，1945年8月6日）由此观之，3年多之后戴季陶的自杀，就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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