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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四大变化 | |
http://www.CRNTT.com 2015-11-01 07:43:59 |
宏观经济:增长有底线无高度 上海证券报发表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文章称,纵向看不佳,横向看还说得过去,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典型概括。 再具体点说,目前中国经济可以称为“有底线没有高度”。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经济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即到2020年要实现经济总量再翻一番,实现人均收入倍增的阶段。因此从这样一个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当前政治目标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不可能出现明显的萧条,可能会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增长。这就是底。 我们有条件做到“经济有底”。一方面我们有这种潜力,更重要的是,眼下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新经济迅速增长、传统经济加快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抱有太悲观的认识。从政府掌握的资源角度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都还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使用足够多资源来维持最基本增长。 从中国经济基本面,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样一个发展趋势说,我们并没有到了中断的阶段,改变的只是速度、程度,但是四化趋势还在持续,因此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必要的增长。另一方面,从我们面临的转型调整的形势来看,新经济正在加速成长,传统经济在加速转型,这也会产生出新的动力、新的增长力量。因此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没有理由太悲观。 底是什么?就是7%左右的增速,这是实现至2020年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需要达到的最基本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发生四大变化 文章分析,之所以说“没高度”,是因为同样这个阶段,又是一个转型升级的痛苦阶段,一定意义上这是爬坡的艰难时期。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也没有理由过分乐观,因为现阶段确实面临着种种的困局,这是因为四个方面发生了变化。 第一,我们发展阶段的变化。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成长,就像一个人经历了长期的快速运动之后,到了一定阶段他需要调整、需要休养生息。从中国经济本身来说,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以后,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可以说,阶段的变化意味着原有的生产体系、经济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如果我们还是延续着原有生产体系、经济体系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必须对原有生产体系进行重新构造。 没有调整,不可能换来新生。然而,这种调整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必须需要一定的时间,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在这些没有终结之前,也就是在新的生长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中国经济不可能持续原有的辉煌,这就是阶段变化得出的结论。 第二,市场变了,过去是短缺,现在面临的是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到买方市场,这种市场环境的变化,我们的政策体系也需要变化,但是我们政策体系长期以来都是以生产作为主导,也就是把解决生产问题作为政策着眼点,而今天主要问题变成了开拓市场。 开拓市场需要政府从建设者、生产者的角色转到服务者,转到监管者。而要改变这种角色,对政府而言,显然是一场根本性的转变。从解决生产问题到解决市场问题,对政府来说,没有经验。而今天,我们要解决过剩的问题,又涉及两方面的变革。第一,供给面变革,这种改变动力来自哪里?我们还习惯于靠政府,靠投资、生产,这条路实践证明已经走不下去。今天需要企业、民众、市场自己来解决。显然我们正在做,但离目标差距很大。 还有,要实现开拓市场,我们需要对收入分配的格局做新的变革。 要对失衡的收入分配关系进一步理顺。中国收入分配关系失衡表现在哪里?从政府、企业、民众三者而言,显然政府拿得多了,民众拿得少了,需要进一步加大民众收入的分量。从民众角度来说,显然城乡差距很大,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今天的过剩,最主要的矛盾在哪里?首先来自于农民买不起。跟工业化相比较,中国城市化进程落后,城乡差距悬殊,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突出,都折射出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折射出农民收入上不去问题的严重。 大家可以想象,简单而言,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收入、有更高支付手段,今天中国大量的工业品不是没有市场。但是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农村消费环境的不健全以及农民收入上不去,制约这样一个进程顺利实现,就是从城市到农村,市场的跨越,我们跨不过去:第一,农民没有足够现金收入;第二,没有财产收入;第三,没有足够信用手段作保证,制约了中国农村市场长期滞后于国家发展。 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最近10年中国城市市场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集中反映在由于高房价、高学费、高药费“三高”使得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白领阶层,在过去10余年时间里,他们的大量货币收入被住房、教育、医疗负担所挤压。可以用来改善消费、提升消费质量、优化消费结构的货币收入相对减少,造成了农村市场滞后之外城市市场发展的缓慢。这是市场问题突出的第二个原因。 另外,政府政策也出现了调整和改变。从反腐败到八项规定,使得长期以来存在的公款消费巨大市场,在过去几年逐步地萎缩。高端领域消费品、高端领域服务市场出现阶段性低迷,这就是今天中国市场问题突出的第三个原因。此外,国外环境也在变,世界经济相对低迷使得中国出口市场也发生了新的困局,出口上不去问题越来越突出。所以,开拓市场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做供给端变革,需要做收入端变革,这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国际环境在改变。大家知道,过去30年时间中国很幸运,赶上了一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赶上了世界产业由发达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正好对接上了世界经济这轮大变革,特别是2000年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赢得了在对外经济领域里跨越式发展,因此迅速成为第一大贸易经济体,成为除美国之外利用外资最多的一个国家。而2008年之后,这些都开始动摇、改变。在出口领域面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压力,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压力,我们在国际市场遭遇了多年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和挑战。 同样由于市场环境变了,自己的生产成本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国制造不再便宜,也成为我们在外部环境变了之后,相对竞争力下降的一个突出问题。从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竞争力的变化,双重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对外经济板块,我们急需摆脱靠外资发展所带来的动力,显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创造、发展。因此,外部环境的改变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发展。 第四,游戏规则变了。十八大之后,中国游戏规则确实发生改变,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游戏规则,都在发生新的改变。从经济游戏规则来说,我们追求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对过去粗放的发展,对牺牲环境、牺牲民众福祉的发展,当代的领导人觉得需要改变,而且也正在引领改变。因而对长期习以为常的原有发展模式,当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还不习惯靠保护环境、靠科技进步、靠人力资本的进步、靠管理水平的提升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一句话,我们不习惯以创新驱动来推动发展,更习惯依靠投资推动发展,而不计代价的投资这条路显然已经走不下去。因此游戏规则的改变,必然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造成极大的挑战。这四个环境条件的改变,就是我们眼下面临各种困境的主要的原因所在。 从统计角度说,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第一靠投资,投资每年以20%、30%的速度快速成长,因而推动经济至少每年有5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第二靠房地产。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过去几年基本是两位数的增长,因此它对经济增长,直接拉动也有两个百分点。第三靠工业,工业每年都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的快速增长,因此对经济增长贡献至少几个百分点来自于工业。第四就是靠出口。出口增长每年也都是两位数,因此对经济的贡献每年也有两个点左右的增长。每年10%左右的快速成长,不就是由这几个因素快速的增长所推动的吗? 今天,投资增速已经降到了10%左右,房地产投资已经降到5%左右,工业降到6%左右的增长,出口降到零增长,因此原有推动中国经济10%左右快速增长的因素,都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短期内,已经很难再复制原有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显然不现实。当前阶段的总体判断是,不会快速下滑,同样也不会快速增长,是处在一个有底线没有高度的增长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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