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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疫下国际格局的变与不变

http://www.CRNTT.com   2020-06-07 00:03:08

美国作为全球秩序的领导者，既没有号召世界以共同努力应对病毒或其经济影响，也没有号召世界追随自己的领导来处理国内问题。特朗普政府延续了所谓“美国优先”政策，持续将病毒政治化，不久前以世界卫生组织WHO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不力为由，宣布美国暂停向这一组织缴纳会费，并问责世卫组织所谓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职”。⑥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之所以受到一部分国内民众的支持，是因为它描绘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由于美国为世界“贡献”得太多，所以国内福祉受损，那么只要减少在海外的行动并集中精力应对国内问题，美国就会变得强大。尽管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民粹认知，但“美国优先”的错误在于美国国内福祉和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绝不矛盾，现行国际秩序恰恰是其民众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可靠保障，因为美国人才是“美国治下和平”的最大受益者。尽管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民粹主义错误认知。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助推了民粹主义的泛滥，实际上深刻揭示出美国主导下市场原教旨主义全球化的弊端。一方面，生产要素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却增加了国家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难度，结果造成国家参与全球化程度愈深，社会福利的增进愈难，对政府再分配能力形成挑战。尤其那些信奉完全依靠市场调节、避免政府干预为最优选择的国家，恣意放任大量社会财富涌向类金融机构。从中短期财务回报来看，这些金融和实业类企业确实能够实现更多的财务价值，但长期来看，是以损害本土中下层就业机会、制造业长久竞争力为代价的。制造业的“空心化”、“金融化”与自由放任政策相互作用，令政府不愿也无力增进社会福祉，使得中低端人口失业、收入不均衡等社会问题更加严重。譬如，美国制造业曾经盛极一时的地区如今成为“铁锈地带”，那里的民众普遍面临失业、酗酒、吸毒、大量的非婚生子女等问题。悲惨的境遇使他们认为是那些经济发展比美国更好的国家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从而形成了特朗普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对外进行关税战、贸易战的民意基础。 　　另一方面，这轮以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为显着特征的全球化尽管不断配置出最符合经济学逻辑的资源组合，为全球化的参与者带来新利益，但全球治理相关制度的供给不足无法确保这些利益的公正分配，进而加剧了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曾有学者评价这轮滥觞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化是一种让不同的国家能够“同甘”，但不能“共苦”的进程——发达国家抱怨全球化使本国制造业空心化、大量工人失业，又担忧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与其竞争；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满发达国家急于“脱钩”，将给国内制造业带来消极冲击，也夺去本国产业升级需要的技术与人才资源。由此，发达国家制造业“逆向回流”的冲动和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寻求升级”现象同时发生，激化了双方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的讲话中指出，全球治理面临“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这一论断深刻揭示出当前全球化所面临的困境。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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