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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国:余英时的“帮派”与“典范”

http://www.CRNTT.com   2022-03-27 00:04:18  


 
  2021年八月一日余院士辞世之后,曾经替他出版过十五本著作的联经出版公司,又邀集史学界、知识界、出版界人士,为他出版了四本纪念及访谈文集。由此可见,余英时人脉之广,影响之深。可是,同样在这半年之内,张友骅出版《余英时宁为黑名单,不干间谍卧底》,叙说他跟国民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卢建荣也出版了《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五十年》和《双标余英时:浮华教主与徒众》,批评他为人处世的双重标准,是台湾最大的“学阀”。

  张友骅是台湾著名的媒体名嘴,卢建荣是美国西雅图大学历史学博士,曾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过。他们书中所谈余氏跟国民政府与美国情治机构“台面下”的关系,并非我所关心,我也没有能力予以深究。然而,对于余英时的“双标”和学术问题,却不能轻轻放过。

  在〈辛丑元年祭〉一文中,龚忠武(2019)提到:早年他到哈佛求学,认识余英时,两人经常讨论《中庸》上的核心概念:“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余英时担任他博士资格考的口试委员,并曾经以此相诘。显然余氏十分重视何谓儒家的“君子”。我们不能不严肃思考的是:不论从“尊德性”或“道问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双标”的学者,算得上是一个“君子”吗?

  余氏号称“史学泰斗”,他辞世后,大陆学术界一些人称赞他是“中国学术第一人”。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余氏著作对于中国学术影响深远,我们不能不深究的是:在“哈佛帮”的政经体制之下,他跟他的帮派到底想要建立什么样的学术“典范”?

  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一篇学术论文一旦出版,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学术是可为“公评”之事,任何人都可能从不同的立场予以评论。尤其是像余英时这样的“史学泰斗”,我们更应当用最严厉的尺度,仔细予以检验。因此,在后续的一系列论文里,我将先批判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然后以我自身的体验,进一步批判哈佛大学英克勒斯的“现代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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