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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两岸统合与第三宪的梁柱

http://www.CRNTT.com   2009-10-08 00:27:17

两岸目前的方案：不足以解决认同问题   　　第一种方案是期望透过宪政机制来解决分裂与认同问题。中共处理这个问题的官方版本是“一国两制”。由于北京不接受“中华民国”在法理上仍然存在的事实，因此在认同问题上，只容许台湾对自己制度的认同，但是台湾也必须服膺于中共所代表的国家与民族认同。   　　“一国两制”容许台湾享有高度的自治，但非“完全自治”。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保留现有的政、经、社体制及享有司法决策权，惟其前提是两岸必须先共组一个“国家”。站在统合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与“联邦制”一样，都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统合，一开始就透过宪政机制来完成统合，而不把统合当成是一个追求统一的过程。从认同的角度来看，主张这种以机械方式重建认同者认为，应将先创设“国家认同”作为首要目标，在“国家认同”的共识建立后，自然可以透过现有的宪政机制，容易地解决彼此间对“民族认同”与“制度认同”的歧异。在联邦制的国家容许各邦拥有自己的宪法与制度，并透过参议院与众议院的设计，让全国都能在制度上产生一致与协调。“一国两制”则是在“制度认同”上更为宽容，容许两制长期并存，期望让时间来自动解决制度认同问题。  　　基于两岸目前在“国家”、民族与制度方面的认同，都已经有着折裂与断裂的情形，因此直接地以机械式的方式强迫建构对“新国家”的认同，是很难为台湾人民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总有高达七成以上的比率不表赞同的根本原因。因此，冒然地以“一国两制”方式建构新的“国家认同”，会有相当大的困难。 　　第二种统合的方式为功能性的途径。功能式的重建认同指的是经由功能性的合作，以逐渐增加彼此的瞭解，而增加相互间的认同。它与机械式建构认同途径不同的是，它认为垂直性重迭认同的另一个主体（统一后的中国）会随着功能性的合作而自然出现，原有的主体（如两岸）会自动地消失。属于一种“由下而上”的统合。 　 “中华民国”政府在1990年代初期为两岸未来所设计的蓝图《国统纲领》，以近程、中程、远程三个阶段对迈向统一的描绘正是反映出功能主义的实践路径与理念。2008年5月马英九先生执政以后，虽然口头上已经不再谈论“国统纲领”，但是在两岸关系的思路上，还是依循功能合作的路线，主张两岸应该务实性的交流，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北京虽然在立场上没有放弃“一国两制”，但是在作法上也采取“和平发展”策略，也同意两岸在各项议题上“先易后难”，换言之，北京在推动两岸互动时，也不排除将功能性的合作做为追求统一的策略。 　　功能主义最早提出的目的，是希望为人类创造一个可以运作的和平体系（a working peace system），在理论上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强调“互赖”会自动扩张的逻辑性；另一是人民对国家的忠诚态度会改变。  　　功能主义的倡导者梅传尼（David Mitrany）以“分枝说”（doctrine of ramification）来强调功能合作的扩张性，也就是某一部门的功能合作会有助于其他部门的合作。亦即一个部门的合作是另一个部门合作的结果，又是另一个部门合作的动因。当几个国家建立共同市场后，就会产生一种压力与要求，推动他们在价格、投资、保险、税收、工资、银行以及货币政策等方面进行合作。最后这些功能部门的合作将会形成一种功能性的互赖网，逐渐侵蚀到政治部门，使得民族国家的独立行动能力降低，甚而最后会吞噬政治领域。因此，开展功能性合作能够改变国际动向，增进世界和平。将功能主义用在两岸上，即表示随着日益密切的合作，两岸最后会形成一个互赖体系，政治力量将愈来愈难杯葛两岸关系的进展，而使两岸可以达到永久的和平。另外，当人民觉得从功能性的机构中可以得到他们从民族国家所不能得到的需要时，他们即会将原来对国家的忠诚转移到对功能性组织的效忠，如此将有利于国际统合。 　　“国统纲领”在近程阶段所描绘的“以交流促进瞭解，以互惠化解敌意”到中程阶段“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基本上就是功能主义的一种实践。而最后进入远程阶段“协商统一”更是将彼此对“现有国家”的忠诚转移到一个新的主体，也就是统一后的“新国家”。 　　以功能主义方式建构新的认同，本身也有其理论的困境。有人认为互赖的体系并无法降低国家间的争端，功能性的统合反而有可能使两国间的议题政治化。例如，目前政府间争议的焦点多已转移到功能性的议题上，像是经济、贸易、环保等问题，而不再局限于有关领土或主权等传统的议题。但是在这些功能性问题上，功能性的组织体系并不能较之在国家体系内更有效的解决，多数问题还是需要国家来协调解决。再则，战争的原因很多，单凭功能组织或功能合作，并不足以消弭战争。功能合作固然会强化不同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是在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利益冲突，紧张情势有可能发生，反而引起战争。 　　这一点在两岸关系上也显得格外明显。台湾对于大陆的认同与两岸互动频繁增加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从陈云林来台遭呛声事件，到马英九执政以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反而继续降低，均可以为证。  　　其次，有关对国家忠诚态度可以转移看法的批评在于，要从技术、经济层面的功能合作达到转移人类效忠对象的目的，实在是很困难。在人民心目中，主权与国家仍旧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从两岸的交流也可以清楚的看出，台湾民众对于“国家”的认知与忠诚并没有消退，台独力量也没有消失而只是暂时蛰伏。在恐惧被经济统一的心境下，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家与宪政制度”，尽管它的本质已经有了改变，认同反而更为坚持，对于统一却更感疑虑。从民调支持终极统一的民众只剩下16.2%即可以证明。两岸交流虽然日益频繁，但是对于大多数台湾人民而言，这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并无不同，正如同台湾与很多国家也有大三通，也有经贸协议。因此，他们支持两岸经贸密切交流，但是不会愿意改变自己的认同对象。  　　简单地说，两岸目前功能性合作与交流固然有助于改善两岸关系，但是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两岸在认同上的分歧。其间变数太多，也不能确保两岸未来的和平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再想想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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