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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4-04-27 09:03:23

邵建：梁启超对苏俄保持着天然警惕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我关注梁启超的思想，所以在材料方面受到解先生的很大启发。《君主立宪之殇》这本书我非常喜欢。梁启超的思想，对后世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宪政论，一个是他的新民论。后者属于启蒙。我们今天讲启蒙只到五四，其实五四前面还有更精彩的启蒙却被历史忽略过去了。刚才跟解兄聊天时，问他下一步写什么，我私下建议他写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外的又一面，即新民和启蒙这一面。 　　我以前写胡适与鲁迅，然后写胡适传，对胡适很敬佩。但《胡适传》写完后，偶然机会下接触到梁启超，一经接触，便失去了写胡适下部的兴趣，注意力转移到任公身上来。看来胡适传就像胡适先生的某些著作一样，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了。梁启超是一个被时代遗忘了的人，今天有几个人知道梁启超思想。但他的思想对我个人触动很大。 　　刚才王焱先生说梁启超对他女儿说自己的思想是多变的，梁启超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这个话。大概是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过：康有为到了30岁，思想就定型了，不变了，而自己是多变的。根据我对梁启超的粗浅了解，他的确有多变的一面，但有一点自始至终不变，即宪政思想从没有变过。还是在清末时，任公主张政体可以改，但不要动国体。国体动来动去就是革命，给民间带来巨大灾难。所以他反对共和革命，主张在君主框架下立宪。后来共和革命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发生了，也成功了。之所以没流那么多血，是因为有立宪派的作用。之后袁世凯复辟，梁启超出来反对。有人说你不是主张君主立宪吗，复辟就是回到君主制。但，梁启超说得很清楚，国体是什么，就在什么制度下立宪，而不是改变国体去立宪。改变国体容易造成全社会动荡，带来的灾难更大。面对君主制就君主立宪。到了共和制就共和立宪。国体经不起折腾来折腾去，一会儿君主，一会儿民主（即共和）是不行的。因此，任公表面上是变来变去，但根本上他却没变。他的宪政思想一辈子也没变过，他怕的是革命造成国体的动荡。 　　我读任公时感慨中国现代史什么都是从五四开始的，那五四以前的十几年去哪儿了？其实，清末十二年，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现代史最精彩的开头。那个时代是任公的时代。我读任公后接着读五四，读《新青年》。《新青年》的问题不是一般大。我比较了《新青年》和梁任公所做的工作。《新青年》对西方各种思想的介绍包括自由主义的介绍，梁任公在10年前就以一人之力几乎全部做过。梁任公介绍西方从来不反自己的传统，而五四接纳的西方主要不是梁任公看重的英美，看重的倒是法俄。梁启超这一代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政治保守主义者，他们的精彩在于，接纳西方但不排斥传统，而是在中西文化之间交互阐释，试图打通。到了《新青年》这一代，接受的西方跟梁任公的时代相比，偏差大了，一路倾斜到苏俄。 　　五四运动和《新青年》实际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反传统，一是引苏俄。当年《新青年》在弘扬民主时，是反宪政的。 　　从梁启超的宪政到《新青年》的民主，近代中国的发端，实际上是两条道路。一条是宪政的道路，这是改良的道路；一条是民主的道路，这是革命的道路。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就是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宪政道路被边缘化了，以致成就了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历史。 　　20世纪的宪政道路自任公始，但被辛亥革命打断。辛亥革命本身造成的危害不大，但给这个世纪开了一个革命的头。历史是有惯性的，以后的惯性是动不动就往革命路上去了。前面黄先生说两极分化，在那个时代好像没有什么两极分化，比如我读胡适日记时，那一代人他们在北京买个房子、租个房子好像都比较便宜。如果当时的革命主要不是两极分化造成的，那么革命很大程度是一些人煽动出来的。1899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只有二三百人，到了1905年突然上升到六七千、七八千、一万。为什么？因为清代取消了科举考试，年轻人没有出路，纷纷就近到日本留学，清政府取消科举考试是自挖坟墓的一步臭棋。梁启超和孙中山当时在日本各自展开自己的宣传。梁启超鼓吹立宪，孙中山鼓吹革命。但七八千年轻人纷纷为孙中山吸引而去，毕竟梁启超头上有一个“保皇”的帽子，年轻人不信。孙中山鼓吹共和革命更鼓吹种族革命，这种话语远比保皇立宪能打动年轻人。20世纪谁能够抓住青年谁就能抓住历史。孙中山成功地抓住了年轻人，因而他也成功地抓住了历史。这就是20世纪革命史的开头。 　　然后到了1926和1927年，那时正是北伐，梁任公给女儿写信，谈国是。这应该是中国现代史上最精彩的一封家信，每次读我都很感慨。感慨梁启超的眼光，主要谈北伐革命背后的苏俄支持。任公对苏俄一直有着清楚的认识，《新青年》拥抱苏俄，但梁启超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苏俄却保持着天然的警惕。这不独梁启超一人，而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政治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的现象。我不知道他们的眼光为什么那么睿智，最精彩的是王国维在1917年说的“20世纪中国，将以共和始，以共产终”。历史果然应验。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我想，这个问题在梁启超时代就被提出，那是上个世纪初，但历史绕了一个大弯路。以致一百年过去，这个问题重新被提出。我个人的答案是，回到梁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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