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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台湾意识”的三种形态
屈从文(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台湾意识”包含哪些形态?
  ‧为何说“悲情意识”和“优越意识”是台独势力着力运用的工具?
  ‧“台湾意识”如被建构为“台独意识”将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日前,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指出:“不要把台湾意识跟‘台独’划上等号。台湾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认同台湾本地的一种情感,‘台独’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彻底割裂的一种企图。”

  “台湾意识”一词近年来在台湾岛内出现频率非常高,台湾的政要或一些学者可谓言必称“台湾意识”,成为岛内一些政治势力获取选民支持和政治资源的宣传符号。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台湾意识”是一个包含多个方面内容的集体认同体系,它的内涵随着时空的推移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人们对它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台湾意识”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领域的“台湾结”对“中国结”的论战。其后,各界研究者纷纷加入研究行列。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在台湾当政者的鼓励下,“台湾意识”被扭曲,引申为“台独意识”,成为制约两岸关系互动的重要因素。笔者无意对什么是“台湾意识”进行严格的界定,只准备从它的三个形态路径考察,对“台湾意识”做出一种新的解读。

  “台湾意识”的原生态

  第一种意识形式可以称之为“台湾意识”的原生形态,它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中国地方意识:在明朝时代,台湾作为福建省漳州、泉州的一部分,乃至台湾建省以后直到日本割占台湾,“台湾意识”仅作为中国地方意识的“漳州意识”、“泉州意识”或者是“闽南意识”、“客家意识”等。一八八五年,台湾建省,没多久便被日割占,但在大多数台湾民众心中,台湾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光复后,台湾回归祖国,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在主张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台湾民众中,台湾依然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而已,只是对于“中国”的理解,台湾同胞和大陆民众有所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台湾意识”只是中国地区意识的一种形态,和中国其它地方的地方意识形态,如“湖南意识”、“江苏意识”等并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说和中国一般的地方意识有所区别,充其量也就是可以和“香港意识”、“澳门意识”相提并论。

  汉民族意识:台湾的民族主体是汉族,血缘关系带来的认同感是维系台湾和大陆往来、亲近的最重要因素,这种民族认同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凝聚沉淀起来的,其作用深远而且持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即便是台湾的少数民族,他们也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台湾学者虞义辉指出:“中华民族的认同早已凝固,无需什么人来强化……并深印在台湾大多数人民的内心深处。”

  儒家文化意识:台湾是整个儒家文化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一些传统文化精英随同前往,在传统文化的保存上,台湾做得比大陆好,台湾民众的儒家传统文化积淀比大陆民众更为深厚。尽管近年来台湾当局采取各种方式“去中国化”,试图换以原住民文化作基础,重新建构新文化,但面对五千年中华文化,这种努力显然力不从心。

  “台湾意识”的悲情形态

  第二种形态可以称为“台湾意识”的悲情形态,它是台湾近现代坎坷历程的产物。

  在被大规模开发前,台湾是那些在大陆受到压迫的底层民众的逃难之所,历史上台湾的先民怀着满腔的悲愤来到台湾,而且无时不希冀回到大陆。十七世纪,台湾先后被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占领。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面对清政府实现全国统一的形势,郑氏政权成为地方割据政权,旋即被清政府收复,但清政府始终对台湾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一八九五年,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意识脱离中国范围内的地方意识,应自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开始。”在日本殖民者面前,台湾人处处感到自己低日本人一等,那些回到大陆的台湾人,在大陆也往往遭受歧视,吴浊流的“亚细亚孤儿”的困惑是此时台湾民众悲情意识的最佳注脚。

  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台湾民众热烈欢庆回归祖国。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接收台湾过程中,自以中央的姿态俯视台湾民众,甚至有些人认为台湾同胞是异族、思想中了日本毒素、不再是“纯种”的中国人,需要改造。国民党的差别待遇政策最终导致了“二.二八”这种严重事件发生,在台湾民众中形成了“台湾人=被统治者/外省人=统治者”的历史印记。岛内的“台独”势力也正是在经历这次事件以后开始形成。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量军政人员迁台,将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占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国民党迁台人员借着维持“中华民国”的法统、“反攻大陆”、“捍卫自由”等理由,长期控制党、政、军等国家机器,俨然成为世袭贵族阶层。台湾民众对日本殖民压迫的悲情被对国民党高压的悲情取代,由于面临岛内蒋介石的严厉打击,台独势力首先在海外,先是在日本,后是美国在开始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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