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理论视角分析了处理中日关系应采用何种机制，指出处理方式既要符合中国的总体长远利益，也要有益于泛东亚区域合作，还要有助于培养东亚认同意识。这才是中日长久和平友好之道。
国际政治学的分析
处理中日关系，不能就事论事，或限于考虑眼前的得失，而应当将之放在一个更大的宏观平台上来衡量。也就是说，处理方式既要符合中国的总体长远利益，也要有益于泛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区域合作，还要有助于培养东亚同意识。
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看，笔者以为，处理中日关系不能只用现实主义的视野，而应超越现实主义，即，综合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三种视野来平衡地处理包括日本「入常」在内的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
一、现实主义注重权力与安全，比较看重在一时一事上的相获益（relative gains）。从现实主义的视野出发看问题，很容易推出：日本「入常」是中国在对付日本上少数可打的牌之一，应该充分利用，而以日本现在的德行，中国应该动用否决权防止日本加入。对此，笔者的分析是：
（一）根据联合国宪章，很难推出现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否决权，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之后。中国目前的表达也仅仅是在联大会议上投反对票和「不希望看到联合国因此陷于重大分裂」。至于「中美联手阻止四国入常」，其内容和程度并不明确，但肯定不是「不惜代价一定要阻止」，而很可能是「花一定力气力延缓这一过程」。「增常」是大势，中美在「赞成具体实施方案」上的条件不同，这一联手所能发挥的作用肯定存在，但可能也有限。
（二）眼下，非盟否决了四国联盟的让步方案，双方在一个月内达成新妥协方案的可能性不大。但安理会扩大要实现，四国集团与非盟达成妥协很可能仍是必过的一环。其以后的共同提案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可能性较大。中国「花一定力气」的效果是否足以防止非盟与四国集团达成新的妥协方案？
（三）日本「入常」对美国利大于弊，美国也多次表示支持日本「入常」。日本在必要时可能会脱离四国联盟──近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史标明，更换盟友是日本的拿手好戏。
（四）单靠「团结谋共识」联盟不易阻止决议的通过，而中国如果出面「挑头」，将有违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总体战略。日本「入常」问题不属于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不必在这一问题上与日本摊牌。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是合作共赢，比较注重经济利益。在全球区域化日益明显的今天，泛东亚（包括东南亚与东北亚）目前的相对「弱整合」（weak integration）状态愈益不合时宜。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日全面合作是泛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关键，如何克服现有的那些障碍走向全面合作是中日两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建交以来，官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大致上都遵守了这样一条准则：对有争议的问题持克制态度，不使之走得太远；尽力发展双方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并使经济利益尽量不受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常常是双方政治关系波动的原因：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钓鱼岛、东海等等。且不说日本对二战的反省达到德国的程度，如果没有上述这些日本方面引发的两国矛盾，中日关系乃至泛东亚合作远不止是现在的水平。但日本九十年代以来的基本面是：政党政治总体上走向保守，社民党、共产党等在野力量转弱，两党政治初步成型，而民主党与自民党的政治理念日益接近，右派势力增强：民众中对华有好感者下降：年轻一代议员「历史意识」在淡化，多数主张摆脱历史「包袱」，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获得与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认定紧跟美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在亚洲「领先」了百年之后，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不适应，尤其是自身经济又经历了十年停滞；想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又发现力不从心，「回归」亚洲的程度和步伐也需看美国的眼色；对二战的记忆，受害者意识强于加害者意识。
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日本。中国的应对之道大致有这几种：全面对抗、与之井水不犯河水、利用日本发展自己、与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全面对抗」只适用于战争时期；「井水不犯河水」对于和平时期的两大邻国根本做不到；「全面合作共同发展」是理想状态，现在还未达到；「利用日本发展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内容，其效果有目共睹。就经济角度而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大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原因主要是：发现中国家提供的产品、条件等比较容易被替代。中国还需要更多地利用日本来发展自己。当然，日本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也日益上升，中国已是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其中一半是日资公司的产品）。这就决定了中日两国互有需要，两国不大可能在日本入常问题上彻底摊牌，关键提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条件。
三、建构主义不否定物质力量的存在，但更注重共有意识（shared idea）的作用。它探究利益是如何产生和被确定的，认为国家利益不是固定不变的，沟通和善意的表示有助于消除误解、达成共识、进而形成共同体感（weness）。它主张通过沟通与妥协来扩大共同利益、培养共识、塑造集体身份，因此，与现实主义的「静态」历史观不同，建构主义相信人类的进步、认为「世界国家」的实现是可能的。
东亚一体化程度较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国家的共同体感比较弱，缺乏足够的信任度；某些国家与区域外国家的共同体感更强、物质联系也更密切。
常被提到的一个现象是：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的好感现在比一九八○年代降低了，而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这确实说明两国民众的共同感变弱了，不利于两国乃至东亚区域合作。但地理、文化、宗教、经济、肤色等因素将长远地影响着两国共同体感的形塑，这是长期的基本面，将盖过前述一九九○年代以来的短期基本面。与好感度下降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国大部分民众承认对方的重要性、两国应当发展友好关系。也就是说，两国发展共同体感的基础确然。
所以，可以考虑中日间建立副总理级定期会晤机制。中国在与俄罗斯建立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后，最近又与美国建立了高级的官员的定期会晤机制。其实，像中日这样「政冷经热」的大国间更需要建立高级别的定期会晤机制，以期缩小两国政治关系波动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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