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融合路径、找准发力点
文章指出，更好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需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更要针对国内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融合路径。
要探索要素结构提升的融合路径，通过增加服务要素供给比重以及更好的服务，改变中国制造业依赖低成本要素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要素结构，突破技术约束，切实发挥研发设计等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要探索用户价值提升的融合路径，通过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解决方案、信息增值等融合模式的应用，提升最终产品或产品组合的价值；要探索制造效能提升的融合路径，针对当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困难以及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要求，可重点探索低成本大规模定制、供应链整合和网络协同制造等融合模式，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和效益；要探索拓展服务提升的融合路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能够催生新的生产性服务业态，比如金融租赁、资源网络化和服务外包等，这将有效弥补服务业结构短板，提高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
更好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需找准发力点。
文章提出，一是着力破除制约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重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实施国家层面的融合发展规划，推动相关政策出台，提供金融支持。当前，中国还存在一些制约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税率不同、服务业供地较少、金融支持不足等，对此需加强顶层设计，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
二是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融合的重要载体。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进程看，新的融合模式总是出现在代表当时技术、市场发展方向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中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实践的触发点。对此，需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科技研发和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间的深度融合。在制定相关产业规划和计划时，亦要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作为重点方向，着眼于构建涵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体系，而不是局限于单一制造业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
三是鼓励制造业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相比于商业等服务业，中国制造业业态创新的步伐较为滞后。要进一步提高工业和信息化融合的深度，实施相关政策促进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于产品设计、客户定制、集成制造、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测试认证、金融服务等环节，贯穿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的整个过程。
四是积极发展和提升服务外包，参与国际生产性服务业分工。制造业服务外包是国际服务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部分。目前，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处于调整阶段，这为中国通过发展和提升服务外包参与国际制造业服务分工提供了重要机遇。可考虑借助已有的服务外包试点城市，加大相关政策的落实力度，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制造企业与服务外包企业的合作与联盟，建设和推广国家制造业服务外包公共品牌，吸引优质要素投向生产性服务部门。同时鼓励制造企业积极开展在岸服务外包，开拓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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