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两岸青年政治价值观差异变动研究——基于两波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 作者：于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博士
本文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大陆数据和台湾数据，对两岸青年政治价值观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显示，从整体上看，两岸青年政治价值观呈现显着差异的组别中，两岸青年认知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交流是一个认识差异、理解差异、弥合差异的过程。两岸青年的交流的过程中，政治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这个话题也最容易产生分歧和争执，除了两岸关系这个非常敏感的领域，两岸的青年在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在影响着两岸青年交流的效果和品质。那么，两岸青年在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上，到底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差异随着两岸青年交流的进行，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本文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一、文献综述
（一）两岸青年价值观差异的研究
对于两岸青年价值观的差异研究，根据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是从现象和体验来看两岸价值观的差异。杨敬峰（2009）从北京奥运会中的中华台北的队名之争、主场论、棒球比赛中中华台北与中国队的赛程之争三个侧面，来看两岸认同的差异。郭贞（2007）对比了两岸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台北的1043幅户外广告，通过对户外广告的内容分析，呈现三个城市代表的文化价值的异同。结果发现，相对于北京上海，台北的广告中更多的呈现“社会正义”、“爱的肯定”、“自我操练”、“多变化”的价值。而北京和台北都会在广告中突出历史传统及产品优越性，除此之外，上海的广告最突出的是“集体主义”、“阴柔”，北京则更强调“权威感”和“冒险”。
李鹏（2010）用对国际新闻的关注度、对外留学交流的人数和参与国际志愿服务的意愿三个维度来分析两岸青年国际观的差异，结果发现，台湾地区青年人的国际观具有一定的个人选择性和娱乐性，在多元性上不如大陆青年，但是参与交流能力较强。而大陆青年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层面较宏观和公共性，对国际事务中的政治经济议题关注度较高。
张宝蓉（2014）对于在台陆生和在大陆的台湾青年进行调查，从他们的切身体会中看两岸价值观的差异，结果发现，接近六成的陆生认为两岸文化“差异很大”和“差异比较大”，56.9%的在大陆的台湾青年认为两岸社会文化“差异很大”和“差异比较大”。在对方的社会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双方青年对于对方的政治体制均能更客观理性地看待，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和包容。在大陆的台湾青年有57.69%认为两岸青年价值观“差异很大”和“差异比较大”，深度访谈发现，这种差异体现在社会观、人生观等方面，台湾青年更加多元，注重追求自我、强调个性和自由，大陆青年比较有社会集体观念，比较有国际视野或国际意识。生活上，台湾青年比较自然、淳朴，爱“摆阔”的不多，这与大陆当前频繁出现的“富二代”、“星二代”等有显着差异。
对青年人影响较大的流行文化方面，陈孔立（2017）发现两岸流行文化的差异体现在：台湾的流行文化体现出多元、包容、在地化、“特色走向”、个性化、“活出自己”以及“小清新”、“小确幸”等特色。而大陆的流行文化起步较晚，大量引进、模仿外来流行文化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与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衔接，强调“励志效应”、“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
第二，是利用问卷调查来看两岸青年价值观的差异。这方面研究的普遍性的问题是样本的代表性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袁虹（2002）针对两岸青年价值观问题做过对比研究，数据来源上，大陆方面主要是宁波大学的学生，台湾方面主要是参加甬台大学生交流活动的台湾高校的同学。周晓苏（2011）利用价值观量表 (SVS)对两岸会计人员的价值观进行对比，但是这项研究的被试只有297人，其中大陆138人，台湾159人，论文中没有说明问卷发放的过程和抽样方法。侯典牧（2017）对两岸大学生的择业价值观进行比较，发放352份问卷，其中大陆177份，台湾175份主要在两所公立大学和两所私立大学发放。因为样本的代表性不理想，因此这些研究对于两岸价值观差异的结论多少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相对来说，陈晓晓（2017）以网络问卷滚雪球、纸本问卷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两岸青年世代“两岸观”的差异，其代表性会相对更加理想。
第三，是从根源和成因上分析两岸价值观的差异。比如张宝蓉（2015）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探讨台湾青年文化认同的特征。她发现，台湾政权的更迭、文化政策的朝令夕改、教育体制的脆弱无力，使得台湾青年很难形成内在连续、稳定且多元的文化认同体系。台湾青年的文化认同在主体性缺失的情况下，呈现出“原生性文化认同的消退与建构性文化认同的张扬”、“单一文化认同秩序的崩解与多元文化认同的失衡”的特征。而刘国深（2012）发现，单纯问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看法，其可信度很成问题。原因是早年两岸敌意强烈时，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扭曲。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对台湾民众进行“对大陆政府的印象”的民意调查，结果可想而知。
总体而言，对于两岸青年价值观差异的研究，现在多停留在定性的层面上，而已有的定量研究，由于受制于时间、成本等各方面因素，代表性上总是不尽如人意。
（二）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应用
相对来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较两岸青年价值观的平台。其调查过程相对科学严谨，数据也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不过，大陆现有关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研究，其重点主要是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对大陆自身的民众的价值观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分析大陆居民阶层认同、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比如运用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大陆区的数据，李强（2017）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考察了职业特征和生活感知两组变数对大陆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艾洪山（2015）分析社会网络联系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运用1995年、2001年和2007年的3次世界价值观调查大陆区的数据，彭代彦（2014）发现，大陆民众生活满意度与年龄之间呈U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满意度先减后增，临界年龄为41.4岁。同时他也发现，对于大陆中南北部人群、中低收入人群来说，社会信任感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因此，增强社会信任感是提高大陆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二类是分析大陆居民对于公共政策态度的影响因素。比如运用2007世界价值观调查大陆区的数据，吕凯波（2017）从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两个角度分析社会公众对累进性税收政策和国家生活保障制度偏好的影响因素，朱婷钰（2015）利用 OLS 嵌套模型和 Logistic 嵌套模型，分析家庭收入程度、接触大众传媒程度、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变数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张昊（2016）发现大陆目前中间阶层并未具备浓厚的政治兴趣与政治参与意识，但已经形成了较显着的集体行动意识。而谷成（2017）则是运用1990、1995、2001、2007、2012五次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大陆税收道德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
另外，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便于对于同一时期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价值观差异进行对比，把视野放眼在大陆以外的区域的研究文献并不多。张远煌（2017）运用2010-2014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横向对比世界各国和地区腐败程度与民众对腐败的态度和民众抵制腐败的行动的关系。除此之外，梁江禄（2014）对印度1989—2007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印度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世代变迁规律。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我们研究的数据来自第五轮和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其中，大陆地区的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组织，采取入户问卷调查的形式，于2007年和2012年两次组织实施。其中，第五轮实施的时间是2007年3月25日至2007年5月10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991个。第六轮实施时间是2012年11月7日至2013年1月21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300个。
台湾方面，第五轮的调查是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杜素豪主持，于2006年5月8日至2006年6月2日间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最终样本数为1227个。第六轮调查是由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汤京平主持，于2012年6月23日至2012年9月23日间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最终有效样本为123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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