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女神”昂山素季：理想主义的务实政治家？
昂山素季最初是西方精心包装起来的“民主女神”，缅甸的“灯塔”。父亲在两岁时就被暗杀的昂山素季，继承了父亲的政治灵感和叛逆精神。1988年缅甸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将昂山素季这位“国父”之女重新请回了政治前线。凭藉强大的影响力，昂山素季很快就成为军政府最大的反对派。军政府对昂山素季进行了多年的软禁，也遭到了西方的猛烈批评。在军政府看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缅甸长达几十年的严厉制裁和昂山素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制裁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美国达到更深层次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的新型武器。美国向来自诩民主自由，人权第一，将自己作为世界各国效仿的典范，因此披上民主与人权的制裁行动更能在表面上凸显美国在全球推广普世价值的合理性。制裁缅甸的目的实际是追求美国本国的利益，且这样的制裁几乎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还可以让美国尽收人权和美式民主话语的红利，这让美国一举多得，屡试不爽。美国以缅甸军政权违反民主、侵犯人权为由对该国进行制裁，但在全球拓展美式民主的同时，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等地犯下的侵犯人权、违反民主的事件比起缅甸军政府甚至更胜一筹。⑨出于现实需要，昂山素季被西方力量在缅甸用民主话语进行造神式的塑造。昂山素季收获了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诸多西方加持，使得她此后被打造成专制镇压下进行和平抵抗的国际象征。由于认同西方政治理念，西方也对昂山素季曾寄予过“反华先锋”的厚望。
然而接下来的故事脚本却让她昔日的西方“盟友”们大跌眼镜。主政后的昂山素季幷未成为西方势力期待的可以不顾一切推行西方利益的“民主斗士”和西方势力的代言人，而是“蜕变”成了一个带有缅族民族主义色彩（尽管可能不浓厚）的务实领导人。同时，昂山素季主政期间的缅甸也幷未如先前预计那样，成为西方反华的急先锋，反而继续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而且和中国的关系稳中有升，这让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非常失望。面对缅军针对罗兴亚人的“暴行”，昂山素季为缅甸和缅甸军队辩护，2018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曾在新加坡会晤昂山素季幷就罗兴亚危机向其施压，但昂山素季却回应彭斯“对不起，我比你更瞭解自己的国家！”⑩罗兴亚人追求独立，这是作为缅甸领导人的昂山素季绝对不可能答应的。西方社会认为昂山素季已经失去了道德地位，民主光环褪去，认为她失去了不顾个人得失、愿意为人权挺身而出者的崇高声誉，于是，她所获的大量人权类、自由民主类的奖项和荣誉头衔被西方纷纷剥夺。
是昂山素季变了吗？一个曾经力主反对中国在缅建设水电站的人权天使为何“堕落”如此？不是昂山素季的人变了，而是其政治角色的变化——从在野的理想家到执政的政治家，昂山素季的转变来源于立足缅甸国情实际的理解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痛点。西方口惠而实不至的抽象民主养料幷不能化作驱动缅甸变得富强安全的现实支持。在野的理想家只需要张嘴挑刺，而执政的政治家则需要面对茶米油盐、内忧外患。治理缅甸这样一个复杂的贫穷国家，当家的有多难，昂山素季深有感触。2019年，缅甸宣布增加人民币和日元为官方结算货币。2020年1月，习近平正式访问缅甸，幷与昂山素季进行会晤。中缅领导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共同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缅经济走廊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着力推进皎漂经济特区、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仰光新城三端支撑和公路铁路、电力能源等互联互通骨架建设。位于缅甸西部若开邦（罗兴亚武装分子恐怖袭击的地方）的皎漂深水港口及其经济特区将成为北京通往印度洋的门户。昂山素季在会见中强调，中国支持缅甸不是出于私利，而是为了捍卫公平正义，对于像缅甸这样的小国格外弥足珍贵。习总书记则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国际上为缅方仗义执言，支持缅方维护国家尊严和正当权益，幷表示中方支持缅方推进国内和平进程、实现民族和解，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两国领导人还共同出席多项双边合作文件文本交换仪式，涉及政治、经贸、投资、人文、地方等多个领域。当日，中缅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联合声明》。⑪谁是真心帮助缅甸人民发展的真胞波，谁是虚伪作秀的空头支票，昂山素季心里不会不清楚。
三、昂山派民主激进主义的错误操作和其转型正义落实的狭窄空间
“转型正义”往往被认为是奠定一个国家的转型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的内在需要，也被理解为其民主政治发展成熟的重要指标。在理想状态下，对正义的伸张和对和解的促进以及缝合社会裂痕，似乎该是“转型正义”的应有之意，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转型正义”的落实往往幷非一帆风顺。缅甸基于自身特殊的政治条件以及国际势力的左右，其“转型政治”在实际进程中必然遭遇到诸多掣肘、困难，甚至盲区。缅甸军政府的民族主义与昂山素季文官政府的自由主义都是缅甸政局至今的“开花—结果”，二者虽然貌似对立，在实践中我们却要避免对其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缅甸半个世纪以来的格局与中华民国初年情形有一定类似。按照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三程序——军政、训政与宪政——的角度来看，2008版宪法更像是缅甸的训政宪法。它比军政有了进步，但离宪政层次尚有很大距离。不能因为是宪法文本就简单肯定它，但也不能忽视缅甸发展实情和时空背景而全然否定它的进步意义。缅甸2008版宪法需要被更进一步地客观看待和评价。也即是说，中国同样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各时期区分为“军政期、训政期、宪政期”，尤其是把训政期视为“革命党人对人民的训育”，这一点其实和缅甸军政府的实际做法有些许的一致。中华民国时期，“训政”在北伐（1926-1928）后成为国民党政权形态与治国方向的主要理论依据。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它规范了北伐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⑫当时，训政的合法性原理是在国家一级的1931年6月1日《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得到了规范化。⑬尽管这个时期也有不少批评，比如胡适从“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视点来批判国民党“一党专制”——这也像极了缅甸军政府遭到的负面评价。但是，实事求是地来说，“训政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中，为建设近代国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基础金融财政政策方面尽量与国际框架相接轨，尤其值得强调的是1935年11月3日的“币制改革”对稳定国民市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一时期的日本帝国在不断扩大在华北的军事经济影响力，而国民政府府对此进行了坚决抵抗。这种抵抗恰恰是有赖于在训政模式下有效的、有力的行政效能。1936年是中日战争打响之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顶点，经济发展能够达到一定水准，是在其政治合法性获得社会认可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因此，如果将缅甸放置于整个东亚史乃至世界史中来重新审视，我们必须给予历史条件下的缅甸军政府一个公正的评价。一个社会如何面对它的过去，或许能决定其能否获致永久和平与稳定发展的重要关键，这一点对于昂山自由派和缅甸军政府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昂山自由派将“转型正义”作为其公共政策与政治实践中的根本指导思想，将军政府的威权统治视作民主之敌，在操作中对形势的误判和策略的不当运用或许已经显现在多次的前期政治冲突之中。
“转型正义”貌似绝对正义，但却历来在学术界缺乏共识。转型正义涉及一个社会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过程，⑭但是，我们如何认定什么是威权社会、什么又是民主社会、以及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过程是否以及如何发生，本身就极为困难。对于饱受战火和地方冲突的缅甸人，国家内部和平秩序的重建，难道不比追求政治形式上的民主化更为迫切？因此，超越时空去把转型正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过程，这种理解不免显得霸道和牵强。在关于转型正义的研究中，学界始终对转型正义与政治转型之间缺乏明确的因果关系探讨，例如，哥伦比亚所制定的《正义与和平法》（Justice and Peace Law），是在该国武装冲突持续进行的过程中获得制定的；部分国家如日本、阿根廷以及智利等，则是在政治转型完成许久后，才开始着手进行转型正义的相关措施；换言之，政治转型未必立即带来转型正义，两者间幷不存在必然的关系，而是需要从一系列的经验资料中加以确认。此外，关于所谓正义的理解也会因为文化不同而有非常不一样的理解。部分学者认为，要追求正义，就应该对加害者进行报应式的刑事追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使用修复式、非诉讼的手段，为社会带来最终和解，才是实现正义的最佳方法。⑮与其针对转型正义划设特定理念内涵，不如尊重不同国家、文化和社会依据自身需求，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符合自身实情的最佳效果。昂山自由派对于军政府这个缅甸国情中最重要的特殊性缺乏学理性的深刻理解，在转型正义过程中，忽略了其历史经验中的有利视角，使得镶嵌在制度设计中本就对军方有利的“透明不正义”（transparent injustice）产生应激反应，使本身就脆弱的缅甸民主转型更加危如累卵。
缅甸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说明，军人干政的独特体制势必会持续存在，缅甸任何重大改革若缺少军方的妥协与合作都将窒碍难行。敏昂莱曾表示，在迈向民主过程中的两大障碍可能导致结局走向混乱，一是不遵守法规，二是武装造反；他认为必须杜绝此障碍，民主才能持续进步，因此军队在缅甸国家政治中仍要发挥维持稳定的作用。⑯实践表明，民主幷不能有效解决社会平等、福利分配、经济发展，民主也无法持续提升治理的质量，甚至连疫情的治理也力有不逮。民主的萧条和停滞幷非缅甸目前可以承受得起的奢侈品，而主张加强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牢固控制的军方威权仍然韧性十足。冷战结束以来，以西方文明为地基的自由主义式民主在政治话语中一直占据道德制高点，昂山自由派在此潮流的裹挟中也致力于将缅甸变为其理想中的国度。然而，自由主义政治的失灵屡屡发生，现实中威权政体在一些国家获得了成功，更有不少国家实际上在介于民主和威权之间进行治理。民主幷非只有西方地基的自由主义民主，尤其在缅甸，增加民主概念的弹性和适应性，长期发展符合缅甸特点的混合政体模式，最有利于缓解缅甸各方势力的相互拉扯，从而真正提升治理能力，进入稳固治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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