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试论民粹式直接民主的内在缺陷 作者：许川（南京），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西方民粹式民主的核心话语是所谓的“直接民主”，其是民粹主义者对西式民主改造的“美好愿景”，它期冀通过“人民”对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或控制以达到所谓的人民当家做主。换言之，民粹主义者将所谓“直接民主”当作是治愈西方社会一切问题的万灵药丹。在他们看来，所谓“直接民主”是纠正当前西方社会民主赤字的最佳选择，其最常见和最重要的形式便是公民投票。然而，民粹主义对所谓“直接民主”的过度幻想和简单化操作，使得原本差异并存的西方社会被撕扯为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魅力型领袖进行威权统治的护身。以民粹为内核的所谓“直接民主”，背离了自由民主等人类共同价值的原初意涵，是对人民当家做主的措置与乱用，无疑它增加了西方社会失序甚或失控的多重风险。
近些年来，新一波的民粹主义运动浪潮在全球兴起，许多民粹主义领袖或其政党通过既有的选举制度进入权力中心甚或上台执政，直接民主亦随之进入政治议程。在欧洲，义大利“五星运动”和西班牙“我们能”党等对直接民主爱不释手；在拉美，直接民主更是遍地开花，并行之有年。根据“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的资料显示，1980至2018年间，至少举行过一次全国性公投的国家在欧洲的比例为96%，在亚洲为64%，在拉丁美洲为72%，在非洲为88%，在大洋洲为82%。〔1〕直接民主业已成为民粹主义的不可或缺的标志、符号和内容。然而，在民粹主义国家和地区，社会治理并没有得到好转，甚至落入某种权力陷阱的循环之中。因此，揭开民粹式直接民主的神秘面纱，指出民粹主义者崇拜直接民主的政治企图以及廓清民粹式直接民主的潜在风险，对于匡扶民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时情境下无序出场的直接民主
伴随着自由主义民主衰退而来的是顺势而起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建构了“人民”这个看似具有道德至高性的政治主体，并将其作为一切政治及其政策的合法性来源。直接民主就是民粹主义用来捍卫“人民”和反抗精英的盾牌。
（一）对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偶发的回应逻辑
民粹主义的肇始是基于全球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大爆发，“民粹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常常出现于重大社会转型时期”，〔2〕周期性的震荡是民粹主义运动此起彼伏的助推器。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是对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一种共时性回应。民粹主义的回应逻辑体现在两个层面：一种是对建制派精英不作为和代议制政府效能低下的抗拒，“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失衡不断弱化国家能力，越来越难以有效回应民众的迫切诉求，特别是无法限制并消除政治资本化的严重危害，也难以发挥政府应有的政治责任和社会正义作用”；〔3〕另一种是对它需要对民众最普遍诉求的回应，尽管这种诉求可能是由民粹主义魅力领袖代替“人民”主观制造出来的，但其确实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民粹主义对这两个面向的回应逻辑，决定着民粹主义运动本身的成败。民粹主义要使自己既能够讨好取悦于民众，又要能够把这种民众的力量用来对抗现有的政府，因此它必须找到联结二者的方法，其才有可能一石二鸟。在民粹主义者看来，这个方法就是直接民主。
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阵发性和间歇性，致使民粹主义不得不考虑在短期内累积自己的能量和扩充自己的实力，一旦因重大政治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失序得以恢复，民粹主义运动就会随之降温。点燃“人民”的激情，是民粹主义击倒建制派精英的最佳利器。民粹主义领导人要煽动民众，就必须以满足人民的诉求为诱饵，遂而制造“人民”与“精英”之间的仇恨。于是，代议政体及其精英被归结为是重大政治经济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如何让“人民”的激情有的放矢？指向和替换代议民主就被认为是从根本上解决现实性政治经济危机的有效办法，因为“直接民主”意味着一切的决定都是由“人民”的智慧产生，可以保证任何决策都万无一失。简言之，得益于政治经济危机进而衍生出的体制危机，时势为民粹主义造就“人民”提供了机遇，利用政治口号和直接民主假装崇拜“人民”，既给民众形塑“当家做主”的错觉，又能让“人民”充当反对当权派的急先锋。“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方式直接诉诸于‘人民’的方式，为其核心人物与支持者和同情者之间直接建立起了代言与被代言关系”〔4〕。然而，事后来看，民众被欺骗了，民粹主义所倡议的直接民主不过是其魅力领袖攫取权力的途径。
（二）来自建制派的批评与反建制派的对抗
民粹主义最大特点是被人为塑造的“精英”与“人民”之间的对立。在民粹主义领袖的炒作下，失去理智的民众对建制派精英失望透顶，毫无信任可言，他们恨不得马上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赶下台去。作为反击，建制派精英便将这些反对他们的民众视为缺少智慧和没有理性的“民粹主义者”，“指责‘人民’短视、怯懦，天生爱猜疑社会精英，文化品位败坏，尤其还执著于身份，沉迷于习俗、古礼、国界与籍贯，别忘了还有个对现实漠不关心的罪名”。〔5〕显然，在建制派精英看来，民粹主义者是受人蛊惑、破坏团结和扰乱秩序的群氓之族。可是，建制派精英在此犯下的错误是，他们仅仅将民粹主义运动当作是不屑一顾的社会小丑，却忽视了其爆发背后的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结构根源。精英越是持有对民众的无视和轻蔑的认知，“人民”就越是憎恨精英，怨憎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对精英的不信任、反感和完全失望，导致了对既有制度的不信任和失望。也就是说，当精英和民众都陷入到由民粹主义操弄者所编织的“精英——人民”的话语体系中时，“精英”与“人民”的对抗，就上升为了民主实践方式之间的对抗。
因此，挑起“精英”与“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民粹主义精英所乐见的，“对精英的憎恶使民粹主义树立了政敌，但这也正是其建构自身的一个重要部分”。〔6〕民粹主义需要这种矛盾，更需要激化这种矛盾，将社会集团妖魔化，反对一切，建构新的民主实践模式，是“人民”反对“精英”所迫切的，也更是魅力型领导人操弄“人民”所迫切的。“今天许多人都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认为民主游离不定，正在慢慢脱离民众的控制，被我们只能模糊感知的强大暗流所牵引”，〔7〕于是追寻和复归传统的直接民主成了民粹主义源源不断的动力。“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遥相对应，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核都契合民粹主义那种二分的、对立的思维定式。直接民主被民粹主义精英包装成“真正的民主”，是让民众掌握自己命运和拯救现存政治经济危机的唯一解药，但实际上则是民粹主义领袖用来对抗建制派精英和强化自身权威的政治工具和策略，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喜欢直接民主。
（三）被操控的集体行动与简单主义的勾连
哈佛大学教授肯尼士·罗伯特区别了民粹主义与社会运动的不同，他认为社会运动是民众由下而上自发的一种集体行动，而民粹主义往往涉及到主导作用的个人通过控制社会动员的管道、节奏和组织形式而实现对民众主体性的私自占用。〔8〕换句话说，民粹主义是被其魅力型领袖牢牢操控的一种“集体行动”，“人民”没有主体性，“人民”仅有的价值就是跟从。民粹主义讨厌代议民主的繁文缛节，也并不想让“人民”真正的当家做主，所以他们诉诸于简单主义，既让自己利于操控“人民”，也让“人民”在民粹主义运动中拥有“真正”做主的仪式感。需要指出的是，民粹主义精英对“人民”的操控并非仅是他们主观作用的结果，实际上亦有来自“人民”主动要求被操控的因素，原因是原子化的民众自知单一力量的弱小，他们渴望被操控使之聚合在一起，以应对自己在面对许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如何使这种聚合力量发挥出最大的能量？民粹主义的办法是将其与简单主义嫁接。在民粹主义领袖看来，简单主义是最为实用的工具，它们既清晰易懂、容易区隔，又易于操作，这显然非常切合被制造出来的“人民”的胃口。
民粹主义精英们不仅挖掘普罗大众的“简单化”的特质，而且还试图将这种“简单”结构化，通过对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简单的解释和简单的解决办法，来激发“人民”的热情和情绪。简单主义成为民粹主义的选择和依附，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人民”内部的大部分成员是来自于基层的民众，普通人的“智慧”和朴素，要求政治的简单化，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建制派精英们对政治的复杂化玩弄，复杂化是让民众自觉不自觉地远离政治的压力，“民粹主义者喜欢透明化，不相信神秘：他们痛斥暗箱操作、幕后交易、复杂程式、秘密协定以及只有专家才能理解的专门术语。”〔9〕另一方面，民粹主义精英对“人民”同质性的建构，必然要求“人民”作出一致的决定，不管这种决定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在群氓中，每一种情感、每一个行为都有传染性，甚至使个体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身的利益”。〔10〕反过来，由于“人民”具有易冲动、走极端、简单化的特性，又要求魅力型民粹精英必须使用简单化的政治话语和简单化的政治程式，“个人魅力型领导方式的简单性恰好迎合了民粹主义者对政治和制度的简单性和直接性的意向”，〔11〕因此创造一种简单化的政治是民粹主义运动的追求和目的。直接民主既是民粹主义话语本身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民粹主义幻想中的民主样态，是他们重建政治的法宝和武器。
二、民粹主义对直接民主的理想叙事
“直接民主”是贯彻“人民”普遍意志最直接的体现，最初就被民粹主义魅力领袖调动民众参与激情的口号来使用。离开了“人民”的民主，不能算作是真正的民主。在民粹主义的语言修辞中，“直接民主”似乎成为了纠正一切、解救社会的“救世主”。
（一）直接民主是实践“人民主权”的最佳样态
人民主权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的主要政治准则。可是，随著作为人民主权与宪政黏合剂的政党逐渐卡特尔化，意识形态模棱两可，在社会经济危机的催化下，人民对传统政党的失望，代议制政府遂而出现合法性问题。“人民”已不再相信在既有的制度下自己还拥有所谓的“主权”，因而恢复“人民主权”和重建政府的“合法性”就成为民粹主义可依附的材料和环境。对“人民主权”的复原，是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依赖的主张，也是唤起民众和建构“人民”最重要的理论源泉。“民粹主义寻求以‘人民’的名义发声，它的显着特点就是人民主权优先、直接民主和强烈地反对精英主义”。〔12〕民粹主义的这些特点道出了他们将如何改变既有的政治现状，即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能够取代精英、所有代议和中介机构来恢复人民主权。〔13〕换言之，以直接民主为指向的民粹式民主才是恢复人民主权的正确选择。
在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直接民主被想像成了“人民主权”的化身，只有求诸于直接民主，“人民主权”才算得以真正的落实。“人民主权中的‘人民’是一个统一的单元，其往往只能通过公民投票等直接民主手段存在于政治之中”。〔14〕由此，以直接民主为主要形式的多数表达成为判定“人民”的声音是否得到了倾听和判定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尺规。只要民粹主义者能够牢牢掌控“人民主权”的民主话语，那么他们也就成为了“人民”的唯一的、合法的代表。“人民主权”与“直接民主”的结合赋予民粹主义在道德上和程式上的合法性。这就不难想见，民粹主义领导人会宣称政治离“人民”越来越遥远，民粹主义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使既定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去合法化，以便从一个明显强大的精英手中夺回失去的权力。〔15〕需要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对“人民主权”和“直接民主”的构想与使用，还暗含着对建制派及其精英去合法化的一面，因为只有先对“他者”进行否定和去合法化，才能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
民粹主义对“人民主权”的崇拜，也意味着它们并不反对民主，而是张扬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民主一方面让民粹主义可以克服被视为“具有威胁性色彩的贬义类别”的倾向，另一方面还可以被设想是纠正过度的宪政民主和压制更极端反民主势力的重要手段和出路。〔16〕所以，许多民粹主义政党对此趋之若鹜，践行“人民主权”的直接民主不仅能够让左翼的“人民”摆脱因贫富差距而带来的失望和痛苦，摆脱因欧盟要求执行的财政紧缩政策所引发的不满，而且还能够让右翼的“人民”缓解因外来移民/难民而带来的工作/社会的不安全感。公民投票是人民民主实践最受追捧的方式，几乎所有民粹政党都要求引进或增加使用这一制度，大多数的政党甚至希望每一项重大（有时甚至是次要）的决定都应该尽可能由“人民”作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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