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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研究所大楼奠基仪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中评社：作为大陆台湾研究的南方重镇和重要智库，厦大台研院有哪些特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李鹏：我们院有时候会被称为大陆台湾研究的“南派”，这是大家对我们的肯定和厚爱。是不是一个“学派”我们自己不敢讲，但40年的研究传承的确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特的风格。我们院在上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宗旨，“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台湾，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这一宗旨几十年没有改变过。据说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黄文放同志建议的，被当时的陈在正所长采纳延续至今。这个宗旨非常契合我们院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院是历史起家，永远不能抛弃历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不能在不了解台湾历史的基础上做研究。“全面地”是我们的特点之一，我们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法律、社会、教育等多个学科，是对台湾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也使得我们有别于大陆其他多数涉台研究机构。“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种思想作风，就是理性客观、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研究台湾。
在上述宗旨的指导下，40年来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定位非常明确，我概括为“三学”，也就是“学校”“学者”“学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是一所设在高校的研究机构，我们院的老师是一群学者，我们从事的主要是学术研究。这样的定位使得我们的研究与政府部门的涉台研究、社科院系统的涉台研究、民间智库的涉台研究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台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并不影响可以从理论的、学术的、战略的角度对台湾问题进行研究。我最近翻看1980年到厦门调研的中央对台领导小组领导给邓颖超同志的报告，上面就提到“应从历史、地理、文化、民族、民俗等方面对台湾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可见当时中央领导对台湾研究的思考非常深入、相当到位。
回顾过去40年的发展，我个人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五个转型”，这只是我在研读我们的院史之后不成熟的总结。三个阶段是“开拓式发展阶段”“跨越式发展阶段”“内涵式发展阶段”。从研究院成立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个人觉得都可以归为“开拓式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所领导包括陈碧笙、陈在正、陈孔立、范希周等带领全院同仁一起，不论是在研究还是交流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开拓性的艰辛探索，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必须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魄力。在这一阶段，厦大台研所完善了机构、人员、学科，创办了刊物，确立了宗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文化，在海峡两岸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跨越式发展阶段”我个人认为是从本世纪初到党的十九大前后，这一阶段主要是刘国深院长带领全院同仁，抓住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地跨越式发展。2001年我们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刘国深院长敏锐地察觉到全国台湾研究格局的变化和厦大校院二级的改革方向，毅然决定将研究所升级改制为研究院，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发展空间，为后来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障。“985工程”实施以后，我们又成为国家“985工程”台湾研究创新基地。2012年，我们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特别是国家启动“2011计划”以后，厦门大学与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一起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于2014年正式入选国家级“2011计划”。2017年，我们又正式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单位。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国家和教育部在涉台领域建立的重要研究平台和基地都落户在我们院，为研究院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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