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群体免疫法”的总设计师和坚决维护者是瑞典公共卫生局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和瑞典公共卫生机构的顾问约翰·吉斯凯（Johan Giesecke），前者是目前瑞典最高流行病官员和政府的首席医学专家，后者曾在欧洲疾控制中心任职。按照瑞典法律，在涉及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瑞典公共卫生局的权力和权威性凌驾于首相和政府之上。泰格内尔的自信令人不可思议，即便瑞典首相勒文也无可奈何。泰格内尔坚称“群体免疫法”适合瑞典，是目前瑞典最有效的防疫办法。而吉斯凯则在公开谈论中充斥着诸如“‘我对此有直觉’以及‘其他所有国家的（抗疫方式）都是错误的’自我至理名言”，两人一唱一和，在瑞典颇有地位和权势。
瑞典的所谓“群体免疫法”抗疫，简单说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生活一切基本照常，当局虽也提倡“社交疏远”，但工厂企业继续开工，除少数例外，瑞典的酒吧、咖啡馆、餐馆、俱乐部和商店一直开放到了今天；学校照常上课，孩子们不用呆在家里，如果身体不舒服可以请假，感觉舒服了随时可以回校；原则上不搞病毒检测，即便是对医护人员也不进行病毒检测，除非本人有要求；对年轻一些的人基本放任自流，仅对养老院等老人实行相对隔离。面对疫情，“瑞典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们自愿的社会疏散措施来吸引和增强公众的自我约束感”。
结果怎样？据截至4月30日午夜的全球疫情统计，瑞典的疫情严重度排名全球第21位，已报告确诊病例20，302例，死亡病例2，462例。瑞典最初的病例很少，死亡病例更少，与周边的丹麦、挪威和芬兰几国大致相同，但现在与这些相继采取严控措施的国家的疫情相比已经严重很多。丹麦确诊病例为9，158例，死亡仅443例；挪威确诊病例7，710例，死亡207例；芬兰的确诊病例仅4，995例，死亡仅206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