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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式资本主义垄断的内在弊端，已经构成香港经济下滑、社会不稳的深层次根源 |
中评社╱题：港式资本主义论纲 作者：莫世祥（香港），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全职教授、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退休教授、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摘要】香港华人富商代表的港式资本主义，既有接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也保留有殖民资本主义的原始落后性。前者曾经引领内地经济持续腾飞，后者却拖累香港在21世纪后蜕变为国家经济列车的一个车轮。在国际经济下滑的接连冲击下，港式资本主义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密切联动的优势变成劣势，其固有的原始性和落后性便充分裸露出来，从而导致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劣变。如今，港式资本主义已经在香港本地市场将原来一以贯之的自由经济，转化为以房地产商为主导的垄断经济；港式资本主义的垄断加剧香港贫富悬殊，固化富豪世袭，窒碍昔日普通市民依靠努力拼搏便能向上发展的空间，造成民怨鼎沸，社会动荡；别有用心的势力乘机煽风点火，将“港独”、“反中”作为民怨的宣泄口，酿成近几年接连发生的社会动荡。港式资本主义垄断的内在弊端，已经构成香港经济下滑、社会不稳的深层次根源。因此，建议在加强国安法治震慑、重构管治机制和实施爱国思想教育的同时，尽快全面反省诊治和纠正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症结。
一、问题的提出
经历2019年的香港社会动荡之后，加强港人对“一国”即祖国的认同以全面、正确地实施“一国两制”，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与此同时，反省港式资本主义的优劣并设法化解其内在弊端，以作为知港、治港的又一根本举措，还未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2020年初，笔者在香港《中国评论》同年1月号发表《从龙头到车轮：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等内地合作中的角色变更》一文，评论香港从曾经引领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转而变为中国经济列车上一个车轮的角色变更。文章指出，导致香港角色与作用出现巨大变更的根本内因，在于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优劣并存，其中既有紧密连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优势，也一直保留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的内在弊端。前者是香港曾经发挥龙头作用的动力，后者则是促使香港地位下滑为车轮的内因。倘若仍不反省与设法诊治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香港地位的继续下滑还可能从牵引轮变成被动轮。该文原想抛砖引玉，引发时论对于港式资本主义这“一制”的关注与反省，孰料新冠疫情接踵而至，弥漫环宇，防治人类传染病患的当务之急自然压过辨证诊治港式资本主义的长期社会隐患。
尽管如此，笔者仍愿与同好分享本人及有关学者反省港式资本主义的认知，以祈引起有识之士与有关部门共同会诊香港社会内在症结的兴趣。
港式资本主义的概念特指香港华商体现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及其理念。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前，它与在港英商为首的外商所体现的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及其理念互有不同，但合为一体，构成香港资本主义的华洋两大派系。随着华资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发起对英资的一系列收购战，以及英资在八九十年代陆续从香港迁册、撤资，港式资本主义在九七回归后的香港跃升成为香港资本主义的主体，并且成为最能暗喻香港资本主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粤港专家编写《香港概论》一书，以便内地瞭解香港和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该书第一章第四节的标题为：当代港式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前途。该节下分三部分：一、“香港现象”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二、港式资本主义的特点；三、香港的发展前途。①这应该是粤港学者首次使用港式资本主义的概念，概括香港资本主义的特点及香港的前途。当时，内地正在大力招商引资，吸引港商投资内地，因此书中正面肯定港式资本主义有助于推动内地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一国两制”将保障香港持续繁荣发展的前途，没有指出港式资本主义隐藏的负面问题与内在弊端。出现这一疏漏，自有其客观原因：八九十年代港式资本主义正随着港资大举投资内地而开启引领内地经济腾飞的龙头跃升阶段，尚未暴露其负面问题与内在弊端。因此，粤港学者乃至内地各方几乎都一致强调港式资本主义的优胜之处，忽略其潜在问题，确实在所难免。
直到2014年香港发生“占中”事件的社会震荡，才警醒一些学者开始反省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以及早前推崇港式资本主义的失误。北京学者魏磊杰撰文认为：“香港严峻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与港式资本主义和深层的宪制矛盾存在密切联系。”②香港学者黄海在所撰《香港社会阶层分析》一书指出：“不宜盲目崇拜港英政府留下的、现在仍然缺少变革的港式资本主义社会。港式资本主义是‘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停留于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弱肉强食及贫富差距悬殊。”他继而撰写《疏离的人心——香港社会思潮评析》一书，指出：“香港人心失落与疏离，在经济社会层面，主要是回归后港式资本主义的丑恶更加充分暴露，香港贫富差距悬殊不断恶化，民怨深重。许多香港市民、尤其青年一代难以安居乐业和向上流动，这是香港躁动不安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这些反省忽略导致内地一度推崇港式资本主义的客观原因，似有苛责之嫌，但它仍可作为苦口良药，唤起更多人反省港式资本主义优劣并存的内在结构及其来龙去脉，思考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化解其固有弊端之道。
二、港式资本主义的历史回顾
以香港华商为代表的港式资本主义，是在英国占领香港、实行殖民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一直带有原始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和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接轨的先进性。
1841年初，英国占领香港岛，随即宣布将香港开放为自由港，实施以华律、华俗管治华人的政治政策和允许中外商船来港自由贸易、免缴税费的经济政策。此后，港英政府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以拍卖土地（实际上是拍卖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和每年按照房地产物业价值或租值比例征收差饷（实际相当于地租），作为自由港免征贸易关税之后的替代性财政收入，从而长期分享香港经济发展造成土地及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巨大利益，构成最具英式自由港特色的土地批租制度。至今，港英政府遗留的这一治港政策仍然深刻影响回归后特区政府的财政运作。
不过，香港开埠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土地及房地产都未能卖出好价钱，港英政府只能从当时盛行的鸦片贸易等不道德贸易中抽取税费，作为政府收入的主要财政来源。竞投港英政府鸦片专卖，就成为19世纪四五十年代称雄香港的第一代华商崛起之路。因参与英商鸦片贸易而与港英政府结缘的原广东海盗首领卢亚贵，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因逃避战乱而来到香港发展的广东商人，逐渐开创出以香港为中外中转贸易的枢纽，由经营中国内地土特产品出口贸易的南北行和经营美洲华侨商货贸易的金山庄等编织的国际商业网络。他们主要经营正当商品的远洋贸易，促进先前依附英商鸦片贸易而畸形发展的香港华商朝着沟通中外正当贸易的方向发展。此外，这些新华商们还投资地产、金融、保险、航运和轻工业等行业，在分享香港自由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迅速壮大自身实力。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华商在按照地产物业征收的差饷总额与缴纳大户人数两方面均已超过外商，1881年，港府税收的90%取自华人；在按季度缴纳差饷达1000元以上的香港最大的19家业主当中，华商占17家，其余是怡和洋行等西商。这表明，华商已经取代西商而成为香港最大的业主，在当时香港首富的排行中占有大多数的席位。显然，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正当商品贸易接轨，迅速造就足以比肩西商的香港新华商。
香港新华商群体的崛起，带动香港华人社会的观念出现与内地传统观念不一样的重大变化：一是重商崇利。率先抛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观念，不愿学儒家经典，更愿学英文和西方近代知识，以便投入中外“商战”。二是以财富多寡论尊卑。将富商公认为华人领袖以及华人社会与港英政府沟通的中介，富商组建的各种华人社团成为公开整合华人的合法组织；作为华人民间秘密结社的三合会只能处于潜伏形态，不可能像在内地般发起大规模抗争。三是构成华人社会核心层的富商和精英知识分子一般通晓中、英文，在英国和中国的博弈中脚踏两只船，以谋取自身利益或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既认同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管治，又保留根在中国的民族观念；既争取中国政府的庇护，又对晚清与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心生不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此引入西方政治社会学说，率先宣导变革中国的活动。依托华人社会观念的重大变化，凭藉自由港贯通中西的文化熏陶，近代香港因而造就王韬、何启、胡礼垣等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和孙中山等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们在香港相继点燃的维新与革命的火焰，也有港式资本主义引发华人社会观念更新的映衬与铺垫。
港式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紧密接轨的先进性，不仅促进本地华商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而且开启近代中国革新进步的先河。然而，与此同时，港式资本主义也在港英政府殖民管治下滋长保守、落后的内在弊端。
港英政府一直沿用晚清、民国时期的华律、华俗管治香港华人。此举并非尊重华人，而是自视“文明”的英国殖民者出自利用“野蛮”律、俗来管治“野蛮”华人的歧视用心。这不仅导致香港形成华洋分治与洋人歧视华人的二元社会结构，还促使香港华人富商成为一面向清朝官府买官并固守中式落后习俗、一面向港英政府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以炫耀“文明归化”的两面人。1878年2月，香港东华医院值理会冯明珊等50多名华人富商身穿清朝顶戴官服，列队欢迎港督轩尼诗前来视察。三年之后，冯明珊等华人富商首批获准加入英籍，“分享英国臣民享有的一切权利”。当时，在港英籍有识之士提议反对华商蓄婢的陋习，港督却以此为华人习俗而不予查禁。1919年，信奉基督新教的英籍人士在港再度倡议反对蓄婢，并联络英国议员一起呼吁，获得香港华人有识之士的认同。1921年7月30日，反对蓄婢的华人与维持蓄婢陋习的豪门富商及其辩护者在太平戏院举行公开辩论，由此展开英、华人士共同参与并且持续十余年的反蓄婢运动。1923年2月，港府定例局颁布《禁婢新例》（又称《取缔蓄婢条例》或《家庭女役则例》），规定不得买卖婢女，不得雇佣未满10岁的女仆，在港婢女须按限定日期注册，实际上仍然允许华商蓄婢。1937年6月，在中外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专门派团来港调查，公开敦促港府取缔华商蓄婢。港府随后宣布禁止买卖妇女，遂使华商蓄婢陋习成为被取缔的非法行为。仅此一项蓄婢陋习，竟然历经十余年的反蓄婢运动才寿终正寝。这固然与港英政府沿用华律、华俗治华有关，但耗时长久的主要障碍却是华人富商坚持此陋习而设法拖延禁婢，港式资本主义的顽固保守性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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