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台湾同胞的历史遭遇与大陆有不同之处，需要理解与尊重。习近平这样说：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特定的心态。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熨平心理创伤需要亲情，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真情，我们有耐心，但更有信心。亲情不仅能疗伤止痛、化解心结，而且能实现心灵契合。习近平还强调说：我知道，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特定的心态，包括特殊的历史悲情心结，有着强烈的当家做主“出头天”的意识，珍视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希望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
两岸很多专家学者说过，台湾人要走出历史悲情，才能正确面对历史、面对大陆、面对未来。关键的问题是要辨识历史悲情何在、是何？习近平认为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是台湾悲情的历史源头，这就是大历史观。现在，台湾主张分离主义的政党美化日本殖民时期，把台湾的悲情源头仅仅直指向国民党时期的“2·28事件”、指向所谓的“省籍矛盾”，则是历史虚无主义作祟。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个体性叙事，通过对个案的展示，用个体历史的细节研究来演绎整体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义是：其根本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第五，不要忘记台湾的历史，但要以历史为教训，两岸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习近平对台湾同胞说：“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对历史留给台湾同胞的伤痛，我们感同身受，因为这是中华儿女心头共同的创伤。把民族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做一个走到哪里都受到尊敬的堂堂中国人，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有志一同。”
台湾的历史与大陆相同相通，台湾的未来与两岸关系的未来、祖国大陆的未来紧紧相连，这就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体现。
习近平的台湾历史观具有这样的特点与作用：
第一，解决了必须坚持和平统一大政方针的历史观。
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是中共数十年来坚持不动摇的。但在过去，对台湾的所有方针政策均由政党政府决定，民意少有参与。然而在今天，形势完全变化，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极其重要的社会热点问题。中共的对台方针政策必须顺应民意，也需要影响民意。所以，过去的只要政党政府作出政策决定即可执行的方式方法显然不适合今天的形势了，需要通过科学的论述在民意的基础上加以充实。通过习近平的台湾历史观的构建，可以让两岸同胞理解历史，认识彼此，找到出路，从而坚信和平统一的可行与可贵！没有大历史观，就不可能巩固与凝聚两岸的和平统一的最大民意基础。
第二，为两岸一家亲、心灵契合的两岸完全统一奠定了历史观。
习近平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正确对待与认识历史至为重要。两岸完全统一，不仅是形式的，更重要是做到两岸一家亲、心灵契合，这是习近平提出的最高要求。然而，两岸之间没有统一的正确的历史观，就没有能够掌握规律、指导未来的大历史观，与历史切割，或者错误地认知历史，两岸关系就容易被误导、被扭曲，两岸同胞就不可能真正地做到心灵契合，两岸一家亲也就无从谈起。解决台湾问题，动在当下，重在未来，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错误的史观，必然导致错乱的思考，最后形成错估形势的政策。这就是不清醒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轻薄。
第三，把握历史的脉动是为了台湾的美好未来与两岸同胞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的台湾历史观当然是大历史观，熟知台湾历史，目的是要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联系在一起。习近平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习近平在论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的时候说：“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有利于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实现互利双赢的正确道路。只要两岸同胞沿着这条道路坚定走下去，就一定可以抚平历史造成的心理创伤，为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力量、开创出美好未来。”
如果只停留在历史的创伤上，拘泥于过去，走不出来，甚至做出与未来脱节的判断，这就不是大历史观，而是有害两岸关系发展的僵化史观。
习氏台湾史观，是指导两岸共同史观、正确史观、发展史观得以确立的至为重要的大历史观。习氏台湾史观，在处理台湾问题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与重要的价值。
三、“台独史观”的形成与危害实质
“台独史观”是什么？台湾知名两岸关系研究学者杨开煌教授认为，“台独史观”就是指那种企图以台湾的史料来证明台湾不属于中国，以便为“台独”政治主张寻找证据和历史“合法性”的一种解释台湾历史的观点。
第一，台湾史观的演变。在讨论“台独史观”之前，首先应该回顾台湾的历史观演变过程。台湾的历史观演变过程大约经历了如下阶段：
1，蒋介石与蒋经国执政时代，即从1949年到1987年，台湾的历史教育是中国史与外国史或世界史两个基本架构。台湾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没有独立的台湾史。台湾的史观当然是以传统的“中国意识”为主导。两蒋时代，反对“台独”是不容置疑的，在文化上反“台独”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中共对于蒋介石的正面评价，除了领导抗日战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高度评价他的反台独言行。这一时期，对于两蒋的中国史观，中共是放心的、信任的，所以一度也把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两蒋的执政当局上。
两蒋执政时期，台湾史观就是中国史观。
2，1988年至1999年李登辉执政时期，是催生与构建“台独史观”的时期、着力摧毁台湾所具有传统中国史观的时期。1994年3月间，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无视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文化和血缘的联系，把台湾称作“无主之地”、“化外之地”，国民党政权是“外来政权”，自称摩西，要率领民众建立“台湾人的国家”。这是李登辉“台独史观”的大暴露。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广播公司采访时，就两岸关系发表了一段令世界震惊的谈话。李登辉以“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把两岸关系定位于国家与国家之间。至此，李登辉已经成为台独的同路人甚至是引路人。这一时期，是“台独史观”无所顾忌、泛滥成灾的时期。
对于李登辉的“台独史观”，大陆进行了强力的批判，并且做出了定性。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曾指出：李登辉近期的一系列言行充分暴露了他错乱的历史观、可耻的殖民奴化心态以及顽固坚持“台独”主张、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离间两岸同胞感情的险恶用心，已经引起了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出卖民族利益者绝无好下场，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⑥
3，2000年陈水扁与民进党执政，“台独”势力利用执政资源彻底实施“去中国化”政策，竭力清除中国史观。李登辉被“独派”称为“台湾之父”，陈水扁则被“独派”称为“台湾之子”，陈水扁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台独分子。2003年9月28日，陈水扁在民进党17周年党庆晚会上第一次亮出“台独”时间表，声称要在2004年“完成历史性首次‘公投’”，在2006年“催生台湾新宪法”，于2007年实施“新宪法”。2004年1月1日，陈水扁在竞选造势活动中宣称，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要让台湾人民享有“公民投票”的基本权利，因此在3月20日“总统”选举投票日一定会同时举办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的“和平公投”。2004年2月13日，陈水扁接受日本共同社专访时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依现行‘宪法'叫作‘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如要改变“现状”，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公投”决定。“宪政”改革须通过“宪改”会议凝聚共识，再交由人民来“公投”决定，这就是“制宪”。2006年2月27日，陈水扁宣布，终止“国统会”运作，终止“国统纲领”适用。
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台独主张与政府政策密切结合，互为促进，“台独史观”完全合法化，并进入了以“台独史观”来支持政党斗争、政策实施的阶段。
4，2008年起马英九与国民党再次执政了8年，两岸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实现了重大的历史突破。马英九个人的史观是没有大的问题的，是具有传统中国史观的国民党人。他强调，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拥有共同的血缘、历史与文化，也都同样尊崇孙中山先生。2015年11月7日下午，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握手，习近平、马英九先后致辞。马英九表示，他与习近平的握手“握着两岸的过去与未来，也握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深具历史意义”。但是，要非常遗憾地指出，马英九执政时期，并没有对“台独史观”着力进行拨乱反正，而是任由“台独史观”发展下去，事实说明，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无心也无力、无胆制约“台独史观”的蔓延。
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因为轻视与忽视，或者故意回避，任由“台独史观”横行，结果是国民党政权最后颠覆在用“台独史观”为主导的分离主义思潮中。
5，蔡英文与民进党再次执政之后，切割传统史观的力度空前，从所谓的南岛民族寻求台湾的历史渊源，荒唐之至，令人瞠目结舌。蔡英文执政将会把“台独史观”带到什么样的定位，对两岸关系将形成什么样的压力？一切尚在发展变化中，有待密切观察。
台湾学者潘朝阳对于台湾历史观的上述阶段性变化有非常精炼概括的评述：日前媒体披露，十二年国教的“历史课纲草案”，把历史课划分成“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三部分。中国史因此取消，只成为东亚史的附属。这是极明确的“台湾共和国国史”的历史教育。蒋时代的历史教育，是依太史公一脉相传下来的中国经史之教来编写教材的。先教“本国史”，后教“世界史”。中国人须懂中国史，这是儒家教化的传统，就是所谓“春秋之教”，习而久之就能明白何谓“华夏”、何谓“夷狄”。在此史观之下，历史教育一定让受教者体察中国史的华夏意义，以及中国文明之代代相承并无断流。因此“华夏本体”和“历史不断”是中国国史教育的两大主轴。李登辉和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有谋略地将中国史视为“他者”的历史。同心圆史观以地理空间的形式和架构，硬生生截断汉人历史的实存性长河。到陈水扁时代，中学历史课正式划分为“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其中台湾史是以“国史”之姿，来进行“台湾民族论”的洗脑教育，其分量最重，也将文化政治生态的脐带连上“母国日本”，故称八田与一以及后藤新平带给台湾现代化。而中国史则成为“外国史”，课文说“中国南宋大儒朱熹”，而不说“我国南宋大儒朱子”。蔡英文得寸进尺，历史课纲直接去掉中国史。此后“台湾国民”将以“台湾国史”直接与东亚和世界关联。而“在东亚的中国”，对台湾而言，只是一种间接的消极的存在。它与台湾的关系，是依据“台湾国”的主体判断，才会以“史料”的形式被写进教科书中，并依据“台湾国”主体性，予以选择性使用。⑦
第二，“台独史观”的确立。“台独史观”林林总总，但是，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同心圆理论”。
何为“同心圆理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兼任台湾“教育部”顾问室顾问的杜正胜认为“在国民党进行的全面中国化教育中，中国文明被塑造成世界上最高成就的文明，中国的历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与人格成长有关的知识，都以中国为主体，官方严格控制；而有关台湾的部分，则被限制在最小的篇幅内，甚至被全面禁止。在养成国家公民的中小学，台湾人读不到有系统的台湾史，也不知道自己有文学、艺术，台湾人甚至被教育去鄙视自己的信仰文化。他们瞭解中国甚至比中国人还深入，但对台湾却一无所知；台湾人丧失其历史记忆，也丧失自我认同。”这种历史教育，违反了历史的真相。他感叹台湾“国不成国”，希望历史教育能结合现实政治的需要，即在建立“台湾国家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重新解释历史，以取代国民党政府以前提倡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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