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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疫事|疫情下韩国职场女性的危机
http://www.CRNTT.com   2020-05-18 10:31:18


 
  部分选择休假的“妈妈职场人”找不到照顾孩子的替补,所以并不能及时回到工作岗位上。当越多女性职场人选择休假后,韩国企业不仅会有更大可能性在遇到危机时先解雇女性职员,还会在将来雇佣女性时产生更多顾虑。韩国政府想要通过实施相关政策去帮助疫情中陷入困境的“父母”职场人,却忽略了可能让女性职场人在将来面临更大的危机的风险。

  1997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韩国职场女性

  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即使韩国女性失业率暴增,女性失业也并没有被韩国当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大家都将被解雇的丈夫/父亲称为“低下头的爸爸”,以家长自居的韩国男性对彼此惺惺相惜,但是女性失业却被视为“正好可以回家做家务”。

  在就业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大家普遍认为“男性都没有工作,何况女性”,韩国公司也就能理所当然地雇佣更多男性、解雇更多女性。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厅2000年公布的数据来看,1997年后,韩国女性非正式职工*的比例上升到了69%。女性职场人中有三分之二是非正式职工,女性非正式职工的比例是男性的1.7倍(41%)。经济危机过后,韩国女性职场人优先被公司裁员,很多女性因为没有选择而回到了收入低且不稳定的工作岗位上。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女性就业的情况又如何呢?2008年12月韩国的就业人数明显减少,就业危机从那时才真正开始。与2008年同月相比,2009年4月男性被裁掉了1.7万人,而女性被裁掉了17.4万人。韩国劳动研究所研究员尹在英博士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在2009年上半年,男性和女性的工作者人数均少于2008年同月,其中女性工作者的比例下降了75%,失业总人数中的75%也为女性。三十多岁的韩国女性成为最不受劳动力市场欢迎的群体,她们作为全职妈妈去做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却被纳入非经济活动人口,并且被排除在诸如“促进青年实习/就业项目”之类的政府政策之外。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韩国政府的失业政策和就业政策与1997年经济危机时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职场中的性别歧视,让女性为社会体系的崩溃去兜底。当时,妇女的失业问题并未被韩国公开讨论,大部分媒体的一贯沉默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对女性职场人的悄悄杀戮。

  社会结构性问题及缺席的政策

  尽管后来很多人意识到了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就业危机主要是由女性来承担了后果,但是基于性别的就业和失业措施却施展得很缓慢。此外,朴槿惠政权为了实现竞选时承诺的70%的就业率,出台了相关政策扩大了小时工的比例。同时,韩国政府和公司都以女性不是“养家糊口的人”为借口,将既需要照顾孩子和赚钱的女性排挤到小时工*岗位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女性非正式职工数量的增加。

  截至2019年,女性小时工总共为197.1万名,每4名女性劳动者中就有1名为小时工,女性非正式职工中的53.6%为小时工。女性非正式职工中有一半以上为小时工意味着什么?由于小时工的工作非常不稳定,也没有相应政策去专门保障小时工的权益,她们常常处于社会安全网的盲点上。此社会结构性问题长时间被韩国社会忽视,社保等基本保障都无法获得的女性小时工被逐渐幽灵化。

  针对“妈妈职场人”的就业问题,韩国政府实施的政策也远远不够。韩国育儿政策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提到,“疫情发生之后,越来越多公司开始实行弹性工作制,很多员工也申请了休假,这其中‘妈妈员工’申请弹性工作或休假的比率比其他群体要高。特别是,申请无薪休假的女性工作者显着增加。为了防止由于长期的无薪休假而导致的就业焦虑,需要政府出台相应针对性政策。随着疫情的延长,人们担心由于需要在家照顾孩子而失去工作,政府应制定更多育儿相关的就业政策,以防止需要抚养孩子的职场人失业。”

  *韩国企业有两种类型的员工,分别为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正式与非正式职工的区别为劳动合同期限,正式职工签署的是无限期劳动合同,非正式职工签署的是限期劳动合同。非正式职工包括全日制工作者、临时工、小时工等。根据韩国《劳动基准法》,非正式职工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超过两年时,限期劳动合同将自动转化为无限期劳动合同;公司必须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5小时且工作超过一个月的劳动者购买韩国四大社会保险(医疗/失业/工伤/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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