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包容性。和西方的类属性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重的是事物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这种关系性思维认为事物相互关联，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世界存在诸多两极偶对，幷认为它们相互依赖，互为补充，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共存逻辑”。中国的辩证法是一种互容性辩证法，主张每对对立物以一种非冲突方式互动，转化为一个相互包含而非同质的新合体。⑫中国宗教多神幷立，也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品格。这种包容性又决定了中国人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幷不谋求消灭异己。历史上，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都是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果。
因此，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解型的文化，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当前，西方文化所主导的人类发展道路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工业文明广受诟病，大国争霸传播战祸，人类应该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吸收营养，探索国际关系的新模式，而中国的崛起正是试图走出大国争霸的恶性循环的一种探索。
三、新型国际关系是对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超越
超越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西方文化特性，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成为大势所趋。西方文明所唤起的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已经形成了对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国际关系模式构成了冲击，呼唤新型国际关系的诞生。科技的进步在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同时，也产生了毁灭人类文明的力量。核武器的出现使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想象，而核扩散的前景则使人们对建立在征服和权力争夺概念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模式产生了怀疑，因为这种国际关系模式使人们看不到未来。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式，尤其是新型的大国关系模式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也向人们展示了其否定自身的可能性。首先，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国际关系模式的危害性，试图抑制其中的危害因素。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发源地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就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危害，出现了欧洲联合运动，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种实践。结束欧洲内部残酷的战争，消除民族主义的危害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目的，现在欧洲成为令人称道的安全共同体，欧洲国家被不少人认为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后现代国家。尽管很多人怀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但毕竟在一定区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次，国际行为体的多样化、国际制度的完善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现代国际体系。国家不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行为体，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数量剧增，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跨国公司的力量异常强大。各式各样的国际制度对国家的行为形成巨大的制约。全球化使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关系。所有这些，都使当代国际体系不能完全等同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第三，现代国际体系扩张的过程中在吸纳其他文明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文明的改造。现代国际体系不再是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理想形态，世界主要大国很少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一些文明虽然在现代国际体系下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但其自身的文化对现代国际体系幷不认同。而中国接受民族主义也被人认为是“道德上的让步”。在国际体系面临重大转型的关头，非西方文明必然会为新的国际体系的构建提出自己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一些学者就有感于西方国际关系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试图从天下主义和东亚华夷秩序中探讨国际关系的未来模式，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西方民族国家国际体系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需要从东方的天下主义或者古代的东亚秩序汲取智慧。⑬近些年来，有关国际体系的变迁或国际关系模式的讨论仍然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尽管有一些学者幷未从天下主义视角来进行探讨，但也认为，未来的国际体系将从体现西方文化的“泛欧国际体系”转向“非泛欧国际体系”，未来的国际体系将不能由西方主导，而要更多反映非西方国家的观念和利益诉求。“未来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虽然也将充满艰难、曲折，充斥着竞争与冲突，但不会像前两次国际体系转型那样处处充斥着战争血腥，更不太可能发生类似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球性战争。”⑭这些讨论有个共同的特点是，都认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建立必须超越现代国际体系，从非西方文化因素中寻找营养和生长点，其中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更有可能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首先，新型国际关系追求的不是霸权的轮替。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讨论中美关系似乎成为时下潮流，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成为某些人的信条，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假想。⑮中国文化的品格决定了中国有可能摆脱西方大国争霸的传统逻辑，而在不与当今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实现民族的复兴。依据中国互容式辩证法，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幷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影响力的下降，中国的崛起幷不必然伴随其他国家的衰落，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因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该产生的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境界。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条根本原则就是，中国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中国主张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新安全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体现了这种共生共荣理念。
其次，新型国际关系是包容性国际关系。包容性崛起就是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不谋求消除异己的崛起。一是对体系的包容。尽管中国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公正、不合理，造成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障碍，但中国也认为这种体系能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机会，因此在国际舞台上积极维护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幷不谋求推翻这种国际体系，避免了崛起过程中对现存体系的冲击，实现了与当前体系的共存。二是对对手的包容。尽管世界上常有国家把中国当成对手，但中国在外交上从来不预设假想敌，相信矛盾可以通过寻找折中的途径加以解决。⑯三是对他者的包容。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品格是中国不断学习、吸收一切文明的先进成果，当前中国主张文化的多样性，降低了因文化意识形态因素与其他国家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最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发展。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内省和自修。在现时代，中国首先要强大起来，才能有资格谈论崛起，谈论为人类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我国建设发展和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解决中国当前一切矛盾的关键。同时要建立和谐文明、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和谐世界的建立。
总而言之，在国际体系面临重大转型的关头，非西方文明必然会为新的国际体系的构建作出自己特殊的贡献。中国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品格决定了中国能为摆脱西方大国争霸的传统逻辑、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慧，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中美关系受到贸易战等严重冲击的当下，中国仍然保持足够的定力，对中美关系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已经基于自己的文明积淀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向世界表明和平发展的意图，表明要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意图，而不做自私而贪婪的权力和利益的攫取者，不做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不做霸权的追逐者。中国独特的文化积淀使中国有能力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提供丰富的营养，中国的发展和复兴使中国有能力承担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苏长和：《新型国际关系，大国应为表率》，载《解放日报》，2012年5月28日。
②最典型的是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载《新青年》，第一卷第4号。
④同上。
⑤季羡林，张光璘编选：《东西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6、64-66、69、82页。
⑥江西元：《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⑦转引自王堂家等：《17世纪形而上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⑧半月述评：《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发展》，载《世界知识》1954年第15期。
⑨李义虎：《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载《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
⑩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⑪《孟子·尽心上》。
⑫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载《国际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⑬参阅：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载《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⑭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
⑮潘蓉、肖河：《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国际论坛》2020年第三期。
⑯朱立群：“国内政治过程与中国对外政治及外交行为”，载秦亚青等主编：《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54—256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月号，总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