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台湾政治整体上“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意味着，国民党在政治影响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主要反映在其操弄蓝绿矛盾、进而操弄蓝绿对决的能力在下降，因为蓝绿谁大谁就有操弄蓝绿矛盾的能力。在这样的结构下，蓝营要在岛内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足以在更大程度上反击绿营，就需要有其他的路数或办法。包括这次韩国瑜跟蔡英文的斗法，是在蓝绿结构中稳住蓝营基本盘，但在蓝绿结构之外同时联合其他各种社会力量。也就是说，尽管“绿大蓝小”的结构很难改变，但若能成功建立反蔡联盟（或反民进党联盟而非反绿联盟），使之发展壮大，就有可能在力量上气势上大于对手，在选举中真的翻转政治行情、走向执政权。韩国瑜这次本就要这么做，但只可惜功亏一篑。
总之，台湾政治总体上“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仍然有所强化，这次选举的结果便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它将改变我们对选举运作、乃至于日常政治运作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即拿国民党与民进党比是一种陈旧的比法，拿整个蓝营与整个绿营比、拿蓝营与绿营内部的动态势力分布比是新的有效比法。这其中，不能忽略那些小绿，这些年它们有所扩张；但绿营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有小绿与民进党间会不断发展膨胀的矛盾，有小绿因其散而呈碎片化、因其小而呈原子化这样不好克服的问题。这种情况对它们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如无改进也有可能是昙花一现。
三、岛内政治中也涌动着“政治泛化”现象
蓝绿对决反映的是一种政治极化现象，或曰两极化政治，人们可能会想到在它们之外还有所谓第三势力。但实际上，虽然这是多年来学界议论台湾政治的一个重要话题，岛内亦有组建第三势力的努力，但第三势力在台湾政治结构中很难拥有发展空间，号称第三势力的政治人物虽不乏人在，但只是口中说说、很难见到真章。应该看到，台湾政治中“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意味着某种政治极化的情况，而在此同时，近年来岛内政治中也涌现着某种政治泛化现象，即在蓝绿阵营之外出现了多种泛在的力量，但它们不是第三势力，也不是中间力量。因此，这里提出“政治泛化”的概念，旨在强调多年来台湾政治中已经普遍存在着泛化现象，组建第三势力的努力反而只是政治泛化的一种反映，这种努力映衬在政治泛化的背景下；也恰恰由于政治泛化的存在，第三势力自身没有真实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泛化这个概念更能描述、解释超越蓝绿政治的冲动及其相关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跟美国国内政治更多出现的是政治极化现象有些不同，在台湾政治中，政治泛化与政治极化是并存的关系，在近年来它是时常搅动台湾政局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已经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政治现象。
首先需要区分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两个概念。政治极化本来是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一个新术语，但作为一种新兴起的、在世界各地不断推延开来的政治现象，也已引起各国政治学者的注意。有学者认为，“政治极化在当今美国政治中有持续增强趋势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选举政治、国会运作和公共政策制定”，“美国的政治极化可分为政治精英和公众两个层面”。④在台湾，政治极化意味着政治结构的两极化，是蓝绿政治的结构性紧绷，在日常的政治运作中存在着蓝绿对峙攻防和“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恶斗，各自阵营的支持者则是蓝者恒蓝、绿者恒绿。在选举过程中，政治极化会有更为突出的表现，如蓝绿两大党固守彼此基本盘、号召浅色选民归队以及吸引中间游离选民“选边站”。一般而言，深色选民不仅在平时的政治对垒运作中是坚定支持者，在舆论上是铁杆粉丝，而且在选举过程中最容易归队，至少在最后关头会坚定回归基本盘，成为投票日的“铁票部队”。而对于蓝绿政治人物来讲，操弄蓝绿对决的目的都在于通过激发自己阵营投票率的最大化，使有些意志不坚的浅色选民坚定复盘，从而造成自己得票率的最优结果。在岛内政治中，由于单一选区两票制使得两大党占据最佳政治位置，足以动员和组织最多的政治资源；因而现有的选举制度对两大党是最有利的，也容易造成政治极化，而且是两大党的两极化。在选举中，政治极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蓝绿对决，最常见的手法是鼓噪民粹政治，包括使用抹黑对方的口水战、或某一方奥步等。
政治泛化则是本文作者所提出的一个广义用语，在含义上它比第三势力、中间力量更宽泛，在客观上则说明一个泛在的政治现象，指称那些松散、成分杂、多类别的势力组合。因此，就概念使用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政治泛化的字义固然取自泛绿泛蓝中的那个“泛”字，但前者显然又比后者含义更广、指向更多，与后者的单纯性强、同质性高相比它更庞杂、更具有异质性。“泛化”的组织成分、成员来源一部分是浅绿和浅蓝，一部分是白色力量及中间选民，一部分是小绿小蓝（多是深色的）。换言之，泛化力量有往中间靠的，有（从蓝绿阵营）往外走的，有超越蓝绿自闯天下的，有不问蓝绿只问苍生的，有裹在蓝绿阵营却也有意与之保持区隔或做切割的。二是这里之所以使用政治泛化，而未用第三势力、中间道路等，是因为第三势力始终无法有效整合、难于成事，在蓝绿政党之外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势力（政党、团体、人物）确实存在，但它们所呈现的常态是自在的、分散的、游离状的，在背景来源、组织成分、政治立场、“统独”取向等方面均呈多元化的特征；在某些特定时刻可能会推出某种形式的“梦幻组合”，在另一些时候可能又变组成其他类型的组合，但多是临时性的和权宜性的。故而，用政治泛化来说明这种政治多动症的存在可能更为合适。
进一步地说，政治泛化在台湾有着越来越强的政治意义，这就是走蓝绿政治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在两大党之外聚集另一种力量。在西方政治中，走第三条道路也属于某种特定情形下的政治泛化现象，广义上还包括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奉行的第三条道路政策。而在台湾，“超越蓝绿”、“从蓝绿恶斗中解脱出来”并未公开表明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但显然是政治分野中的第三种选择到第N种选择。在政治结构上，它意味着无极化、去中心化；在组织形态上，它意味着政党小微化、结盟组合的权宜化；而在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上，它意味着多元化、杂牌化。在政治功能方面，政治泛化可能表明政治结构也有松动的一面，也有再变化的一面，蓝绿边缘支持者、白绿、中间力量（选举时都是选民）也可以选择支持其他政党、政治联盟或政治人物。近年来，政治泛化现象涌动并且有所强化的原因，一是民进党蔡英文执政业绩欠佳，引起并积累了社会上的诸多不满情绪；二是多年来形成的蓝绿恶斗、极化怪圈让社会普遍不满，特别是蓝绿浅色选民、中间选民对现有政党政治的表现极度厌倦，社会上一直有要突破蓝绿政治的广泛要求；三是一些政治势力显示出不受蓝绿政治束缚、走其他道路的意图，并不断尝试进行重新的政治集结，如组党、成立团体、参加或介入选举等；四是某些政治人物想有所作为，他们打出“超越蓝绿”的口号，搭建新的政治舞台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然，政治泛化现象也有自己严重的问题：一是碎片化存在，是一种泛在。由于可以归拢到政治泛化范畴的成员来源多、背景杂，很像“政治超市”，这使它们很难走在一起，形成一支团结的政治力量，或哪怕组成类似于统一战线那样的联合。因而在组织形态上则呈现出碎片化、弱组织化或微组织化的特点。二是诉求复杂多向，众口难调。泛化力量在信仰基础、政策共识方面都是各唱各的调，虽然它们在争取更大政治空间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等方面很难融合，甚至是对立的。在选举期间，作为政治泛化背景的选民如同中间选民（有些本身就是中间选民）一样都有很强的游离性。三是政治发展空间仍然有限、有待突破。现有的政治空间仍然对蓝绿两大党有利，它们更容易掌握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泛化力量依靠自身的实力，很难有更像样的政治作为。四是缺乏代表性人物。在本次选举中，尽管有柯文哲、郭台铭、王金平先后有参选大位的动作，但最终泛化势力无法协调出候选人，即使柯文哲成立了台湾民众党、郭台铭组建了“郭家军”也无济于事；而这些人算不算是泛化力量的代表，也是个疑问——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
说到这里，还需再专门归拢一下政治泛化现象与第三势力的关系。这次选举前，大家也在议论岛内第三势力是否存在，郭台铭、柯文哲的某种活跃，台湾民众党的成立似乎加深了这种认识。但严格说来，如前所述，台湾只有泛蓝、泛绿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泛化力量，没有真实存在的第三势力。在台湾，如果你要问谁是第三势力？是很难回答的。说得白一点，议论这么多年，但第三势力是谁始终是个虚幻成分更多的问题，在政治泛化的条件下不好辨认第三势力，实际上也就是还没有第三势力。而经历这些年的选举，“泛”的部分进一步扩大，在人们的理解上它容易与第三势力或中间势力混淆，也许在客观上某些泛化力量确实向中间地带靠拢了，也有要组建第三势力的努力，但不可能形成在政治人格上完全独立的、在力量构成上成气候的第三势力，或许泛化力量覆盖了第三势力或中间势力，或许泛化现象的去中心化无需第三势力的出现。虽然在近年、包括选举期间出现了号称代表第三势力或被认为是第三势力背景的政党和人物，但它基本上是有代表（甚至有小型政党）、无强大组织载体也无太大政治运作空间。在选举最后关头，“泛”的部分的选民或者仍然回归其原有的基本盘，或者转而支持某些小党。这既是柯文哲、郭台铭最终放弃选举大位的基本原因，也是选举后期无法发生韩宋弃保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疑，在台湾政治中，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是并存的两种现象。绿长蓝消、极化与泛化都会带来板块移动，因而均需高度重视。特别是，在政治极化盛行的同时也有政治泛化的崛起与扩张，后者已经成为岛内政坛新的现象级存在。当政治极化发展到顶点时，便是政治泛化对政治机器的重启；虽然蓝绿势力组合分化、力量消长仍会不间断进行，但也已经有了要突破、变动现有政治结构的努力。长期以来，泛蓝泛绿浅色选民都有向中间移动或向外出走的现象，他们也希望有更多自己的声音，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希望有自己的某种组织形式。泛化力量的发展前景取决于能否突破两大党格局，真正超越蓝绿，跳脱两极对决；也取决于自身的有效整合和能否开拓出更大的政治空间。而无论如何，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的相互拉扯，共同构成了台湾政治发展的动态光谱，这个光谱极为令人晕眩。
四、只有“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哪里有什么“钟摆效应”、“骨牌效应”
由于诸种因素的复杂多元、交叉互动、迭加博弈，过去常常发生于关键时刻的“钟摆效应”、“黑天鹅效应”、“骨牌效应”这次并未现身，相反，影响选举的是“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其实香港问题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尽管双方激烈较量，手段使尽，但蔡胜韩败更多是因为发生了这两种效应。对于台湾选举的复杂性，绝非有些人说的还有什么“钟摆效应”，恰恰是“灰犀牛效应”、“蝴蝶效应”有明显表现并导致了人们有些惊诧的结果。
“蝴蝶效应”的比喻最早是指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在几周后造成了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大风暴。后来借喻一件表面上看来毫无关联、非常微小的事情，却可能给另一地方（甚至可能很远）带来巨大改变，乃至于产生无法阻挡的巨大连锁反应。⑤如，发生在台湾的陈同佳凶杀案导致了去年持续数月之久的香港“反修例”风波。又如，去年大陆猪肉价格上涨使副食品乃至整个食品价格接连上涨，进而扩及金融领域引发了一些未曾料及的问题。再如最近人们举的例子，徐峥的《囧妈》受到突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不得不放弃院线而改为线上收看，而这一举措开中国电影业之先河，纯属意料之外。“灰犀牛效应”是指一些附近的恒在因素让人们司空见惯、不受重视，但它却可能在关键时刻造成意想之中、意料之外的大概率事件，⑥就如灰犀牛慢吞吞地走在你身边，但突然向你奔来让你措手不及、损失惨重，能够逃脱的几率微乎其微。与“黑天鹅效应”那种小概率而又影响巨大的事件不同，“灰犀牛效应”指的是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相对于“黑天鹅效应”的难以预见性和偶发性，“灰犀牛效应”不是指随机突发事件，而是指在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出现的大概率事件。《灰犀牛》作者渥克曾拿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集中爆发、飓风卡特里娜和桑迪，以及大桥坍塌和摇摇欲坠的城市基础设施等举例，说明“灰犀牛效应”在事前均出现过非常明显的迹象。⑦
蔡英文选情颇有后期蹿升之势，一些原本无关或足以避开的内外因素催生了“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对选情颇有意外功效。虽然蔡英文民进党无法亲自制造这些效应，但他们却充分利用了其产生的迅即性影响，捡枪捡炮，借力使劲，有意造成有利于提升选情的“抗中保台”同温层，稳固了基本盘，吸引了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其中，这两种效应所形成的同温层，在青年世代那里效果最彰，产生了更直接和更有效的影响，不仅促使台青追随其话题，“自觉”接受洗脑灌输，而且在选举心理、投票行为上受到诱导，他们几乎一边倒，九成票投给了蔡英文。这可以视为“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的典型案例。
本来，选举初期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并不很高，党内初选还遇到赖清德的严峻挑战，前景并不看好。但去年6月突然爆发的香港事件让她岂止是捡到枪，用黄光国教授的话讲“简直是捡到了炮”；⑧由于“一只蝴蝶飞到她的身旁”，提供给她利用“蝴蝶效应”的现成武器，她更藉此做足文章。在香港事件的发酵时刻，蔡英文大打“主权牌”、“安全牌”，强化“辣台妹”角色，放肆攻击“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鼓吹“要选国民党，明天是香港”。由于台港联动性的提升，她巧用此制造新的话题，不断贩卖“芒果乾（亡国感）”，树立其防卫“主权”、守护“民主”的形象。其“辣台妹”加小清新的形象，确实适合年轻人的口味，有较强的吸引力。而这一年来，蔡英文还动用执政资源，掌控媒体促其“全面绿化”，进行网军操作；特别是藉助现代社交软体的广泛传播功能，推出高收视率的网红（如鸡排妹、波特王）视频节目，通过造谣污蔑、歪曲事实等手法，攻击抹黑对手，丑化大陆政府与社会。在污名大陆方面，蔡英文和绿媒可以说是用尽心思、不择手段。在这方面他们选择性地进行“爆料”，选取所谓新疆“职业技能教培机构”等，先入为主地制造话题，编辑谎言故事，使其产生扩散变异效果，在台湾人心目中树立大陆的负面形象。虽然这些事例本与台湾选举并无直接关联，甚至毫不搭界，但都成为蔡英文和绿媒攻击的口实和素材。经过一年多反复连贯的宣传散播、话题诱导及刻意歪曲放大，在皮下注射原理的误导下和青年群体“同侪效应”的推使下，让台青对大陆的负面观感不断巩固形成定见，从而将此移情到投票行为上。可以说，通过上述看似无关事例产生的“蝴蝶效应”，蔡英文成功培育起“抗中保台”的同温层，拉抬选情蹿升成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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