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当局修法和出台政策紧缩台人赴陆开展交流活动。
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采行谋求与大陆“脱钩”的政策，为此，限缩两岸交流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强化台湾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培养民众的“台湾国家和民族意识”，塑造“台湾国际身份”，藉此引导台湾民众否定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另一方面，通过立法、修法和出台政策及行政规范，提高台人赴陆交流的“门槛”，加大其中的风险预估和难度，迫使其降低互动与交流意愿，藉此达成限缩两岸民间交流的目的。
特别是在2019年，民进党当局极力推动包括“刑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国家安全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内的“国安五法”的修订，还专门订立“反渗透法”，这不仅反映出其希望限制紧缩两岸各方面交流、交往与互动的意图，尤其是防范两岸各界持续推进的民主协商，而且用威胁两岸民间互动和交流的方式直接对于岛内的在野势力和民间力量设限，增大其与大陆互动的难度。例如，增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5条之3等10项内容，提高两岸政治谈判结果在台接受的门槛，全方位封锁限制两岸政治协商空间；修订第9条及第91条，增订第9条之3，对退役将领、公务人员尤其是军情人员赴陆设置严苛限制，管控离退职公务人员赴陆交流；修订第93条之1，藉加大对“违规”陆资入岛处罚力度之名，行限制两岸经济互动之实；修订“刑法”第113条和115条之1及“外患罪”一章，特别是对后者做实质性修订，涉及第103条到115条，首度将涉及“外患罪”的范畴界定为“适用地域或对象为大陆地区、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或其派遣之人”；修订“国家机密保护法”第26条、第32条至34条，延长涉密人员脱密期和泄密惩罚力度，形成恐吓和寒蝉效应；修订“国家安全法”第2条之1、第5条之1，增订第2条之2、第5条之2，加重对所谓“共谍”的处罚力度。⑧
不仅修法、立法，而且台当局陆委会等行政单位也以政策和机制的形式来限缩两岸各类交流。台当局教育部门就曾声称，将联合陆委会研议各级学校赴陆交流的相关通报机制，加强对学者赴陆交流的限制。⑨与之类似，陆委会今年对于赴陆参加交流活动在野力量也多有“警告”。9月赴陆参加海峡论坛的新党主席吴成典在会上再次提出，新党响应“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号召，并提出新党版方案构想。在他尚未返台时，便遭到陆委会查办的警告。⑩而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即将参加海峡青年论坛，陆委会亦有恐吓之语，“若违法将依法处理”。⑪
（三）经济和贸易关系较难改变当前两岸交流互动困境。
经贸互动向来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领域，在以往曾经在稳固两岸关系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然而时至今日，两岸经贸关系深化势头并没有因为疫情的影响而有所减缓，甚至2020年前9个月两岸贸易额已突破1853.8亿美元⑫，预估今年贸易额仍有可能继续突破2200亿美元规模⑬。不仅两岸贸易额自2009年以来持续增长，而且以“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为主要内容的两岸经贸机制安排也在稳定两岸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海协会会长张志军曾表示，自ECFA生效以来到2019年9月底，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品，大陆对台累计减免关税约388.8亿元人民币。早期收获产品清单给台湾中小企业及农渔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从2010年到2019年，早收清单中台湾对大陆出口农产品的增长超过了2倍，大陆已成为台湾农产品外销第一大市场。⑭两岸贸易的维系和发展无疑有助于稳定当前的两岸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也对冲了民进党当局“脱钩”策略的影响。可以看到，即便是民进党当局希望改变2008年以来所形成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时，仍唯恐ECFA因此而在今年9月被终结⑮，而台湾社会各界也普遍不乐见ECFA被终止⑯。
ECFA作为一个协议框架，是大陆惠台政策的一部分，其作用主要在于增进两岸互信，而不完全是大陆单方面对台经济让利，不仅在政治上能够发挥巩固两岸关系稳定的助力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台湾社会的民心。不过需要认识到，不论是两岸贸易额的增加，还是ECFA之类的经贸协议，都是两岸经济互动规律的结果，即便其具有间接的政治影响，但其作用毕竟有限，或者说至多有助于维系和巩固两岸互动态势，而难以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甚至可以看到，即便是两岸经济贸易互动，也很难影响岛内政局走向朝着有利于和平发展和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也难以推动统派力量在台湾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也就说明，两岸经贸互动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具有局限性，是无力改变当前的两岸互动困境局面的，而刻意去终止这种关系，则有可能加剧两岸“脱钩”的可能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进党当局就能操控两岸经贸关系，对大陆形成制约，既无法也不愿刻意断绝与大陆之间的经贸互动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做到完全“脱钩”。近来，民进党当局一些行政单位大力限制大陆电子产品和网络服务企业在台的运营，不论是限制华为手机和小米产品在台销售，还是下架“爱奇艺台湾站”和“淘宝台湾”，这种行为对大陆企业的运营均难以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反而损害了台籍员工的就业利益和淘宝店主的实际利益，以及台湾电视剧市场的发展。
这种做法恐怕反映出民进党当局较为矛盾的心态，既要促使两岸交流互动朝疏离化方向发展，又不愿因此丧失在与大陆互动中的实际获利。可以认为，民进党当局自2016年以来就在推动“新南向”政策，近年来又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涉华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都反映出其希望脱离与大陆经济联系的深层次意图，只是无奈于两岸经贸互动规律的作用以及对于现实利益的追求，不得已而维持经济互动局面，但也在极力弱化两岸经济联系对于维系两岸互动的作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岸经济联系虽然得以延续，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联系在政治互动中断的背景下能发挥稳定两岸关系的作用，其不过是既有经济互动成果的延续，表现出大陆政府不愿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的意图，仍希望藉此争取台湾民意和防止台向美靠拢。因此，“政冷经热”局面恐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成为两岸互动的表现形态，而经贸关系大致能延续两岸互动，但若要改变当前政治互动的困境局面则作用有限。
（四）民间互动网络化推动“螺旋敌意”上升。
两岸民间交往向来是全面、深刻瞭解台湾社会普通民众所思所想的主要途径，并在两岸互动中不时发挥非常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两岸政治关系中断的背景下，战略误判风险日益升高，更需要通过两岸民间交往发挥这种特殊的作用，不断拓展两岸民间交流的形式、广度和深度，避免误判或互不信任的加深。
不过今年发生的新冠疫情，客观上进一步限缩了两岸民间交流，直接互动规模不升反降，甚至迅速萎缩。这一方面导致以往所形成的两岸民间交流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新的直接互动与沟通的方式和渠道难以建构；另一方面，两岸互动并未完全断绝，互联网和移动网络成为主要的平台，网络舆论逐渐成为影响民间交流特别是观念互动的主要因素，很多观点互动通过互联网公共平台展现出来。然而，两岸民众对于对方的好感度并未因此而优化，反而由于缺乏足够的语境支撑，以及网络上观点展示的随意性，而导致两岸民众间的对立更趋于严峻。这种情况的出现，既加剧了两岸民间的对立情绪，扩大两岸互动中的矛盾与误解，又使得两岸民意互动难觅缓冲空间，更难以发挥政治矛盾“缓冲阀”的作用，以至于两岸民意围绕着统一与“反统一”形成了直接的对抗，“敌意螺旋”快速上升。其结果，不但不利于两岸民众心灵契合目的的达成，甚至会提升台当局对抗和脱离大陆政策在岛内的合法性。可以说，网络民意的矛盾性互动所形成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两岸政治关系缓和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总体上，两岸围绕着统一和“反统一”的矛盾，已经在民意、政党、路线、政策、军事等多个方面形成对抗态势，这在客观上也限缩了两岸民间交流本应在当下发挥作用的可能，增大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现实障碍和困境。
三、推动新形势下两岸互动与民间交流的策略与路径创新
当前，台海形势正处于变局之中，我们仍希望能继续维护2008年以来形成的基于“九二共识”为核心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现状，但是当前的新形势客观上意味着基于和平发展而形成的两岸互动和民间交流模式、方法和形式，有必要做出较大的调整，以适应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推行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力求继续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第一，辩证地认知和看待民间交流在两岸互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严格意义上，两岸互动的概念范畴并不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矛盾冲突乃至战争都是互动形态，只不过在由和平发展向和平统一过渡的策略路径中，互动与交流的释义日渐呈现出积极、正向的意涵，并有了更为明确的目的指向。不过需要注意到，这种正向性互动、交流只是两岸互动形态中的一种模式，而并非全部或唯一模式。这类交流、互动当然有其积极意义和作用，但其功效施展多是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势下形成和发挥作用的⑰，这种逻辑关系表明民间交流在两岸互动的作用有积极面，但也具有相对性。
与之相对应的，负向性互动在两岸关系中仍是存在的，这种情况虽然与我们追求和平发展、和平统一的主观意愿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但在两岸互动历史之中也非一无是处。例如1958年的金门炮战，仍让两岸以战争互动方式宣示了对于“一个中国”的坚持，这种行为虽然是负向性的，但在当时冷战的历史背景之下仍有其积极意义。因此客观上，民间交流作为正向性的互动模式，其在两岸关系互动中仅仅只是一种式样，而对其作用的认知和评估不宜夸大，更需与负向性互动形态结合起来，加以辩证看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两岸互动向正向性方向发展，是需要正反两方面模式共同作用的，而不能仅仅只单方面强调民间交流的作用重要性，甚至为了互动而交流，而忽视了互动所反映的内在矛盾的统一性和冲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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