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对台政策的推动，必须考虑环境背景，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主要考虑因素是来自于内部“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与中美建交的外部关系改善，1983年邓小平回答杨力宇对台的武统与外交遏制政策，具体地举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6点主张，仍是内部经济发展需要与外部“联中制苏”政治压力纾解下，进一步阐述“和平统一”的要义。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制定，一方面是针对台湾对大陆政策转向冲突防范，以及内部武统呼吁升温的回应；二方面也在小布希“全球反恐战略”下，对台海局势控制的意图与对视中国大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容忍程度。
“和平统一”是一种主观的设计与期盼，客观对象行为的变化与第三方的干预力量，都是一种变量，历史发展证实，这两种变量始终围绕在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克服这种变量的影响，终究要依赖自身力量的展现。
1988年后，邓小平主张“韬光养晦”作为国际政治行为的指导原则，这并不只是针对当年西方的围堵政策，更多的是发现应对国际冲突的压力，仍有赖于自身力量的壮大，这种力量的展现，必须是一种全面性质，而非单一力量支撑，综合国力成为大陆追求的指向。
2010年中国大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胡锦涛对外政策仍依循“韬光养晦”原则，对台而言，主要的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对于美国而言，重返亚洲成为美国新的政策，这也预告了美国将会顺势打出台湾牌，台湾将成为美国的战略工具。这也说明了大陆“和平统一”的政策选择，未来美国的介入力量将会更大，和平统一的实践，更须要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方有执行政策达成目标的可能性。
三、干预力量的主角由暗转明
战略行动只有理性，利害权衡是行动基础。2010年中国大陆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美国即将战略重心移转至亚洲地区，足见欧巴马时期，已经意识到美国在亚太地区“权力即将失衡”，塑造“亚太权力再平衡”，便成了美国的当务之急。
2010年朝鲜半岛发生天安舰事件，触发半岛危机：2012年日本发生钓鱼台购岛事件，形成中日对峙；2013年南海黄岩岛事件，中菲冲突升高：2016年南海主权归属经海牙国际仲裁法院公布，东协施压中国大陆应遵守国际法争端的解决，这些都是撬动权力平衡的重要杠杆，美国着力相当深，欧巴马是要透过“权力平衡”方式，达到原有的平衡状态，甚至提出G2的建议，显示他的行动具有底线，尤其在“战略杠杆”的运用，尚未将台湾纳入其中。
2016年川普就职之后，对于欧巴马的政策并不满意，在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也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修正主义者。
川普“战略竞争”政策的调整，也带动了美国学界认知的转向，2018年3月在美国外交事务协会网，贴出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的文章《重新估量中国》指出，1967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强调对中国大陆采取“诱导变革”，主张“深化商业，外交和文化关系将改变中国内部发展和外部行为的假设一直是美国战略的基石”。
这样的假设正如同艾伦·弗里德伯格教授(Alan Friedberg.pr)所言，“没有充分认识到向中国这个新兴战略竞争对手开放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说，长久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基于“将中国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但中国的实际发展越来越不符合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预期”。随后，美国动用了“经济(溢出贸易的范围)、技术、军事、联盟”四大战略，跟中国进行一场“战略竞争”的游戏。
川普在台湾的议题上，反对欧巴马“维持现状的一中政策”，欲突破“一中政策”的自限，取回“一中政策”的话语权，尤其是纳瓦罗(Peter Navarro)与博尔顿（John Bolton）都主张变更“一中政策”的内涵，其目的是“以台制中”阻滞“中国大陆发展”，压制崛起的速度，形成对中国大陆的战略主动，美国终于将自身放在第一线，化暗为明。
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检讨陈水扁执政的错误，选择了急速进行台湾政府组织、史观、文化、社会结构的改造，两岸关系则被置于外交战略对外关系下进行统筹，抛弃了中美台平衡战略，选择“脱中入美”一边倒向美国的“战略依赖”，其背后思维乃是欲将时光推回二次大战结束时期，视台湾国际地位未定，将命运重新交托于美国之手。蔡英文的战略设计终于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形成战略同步，台湾终究还是成为美国的战略杠杆。
四、“实力统一”模式的浮现
两岸官方关系的相背，美国介入的深化，预言着纯粹“和平统一”方式具有过多的理想色彩，统一的时间压力或令中国大陆难以忍耐；美国介入深化影响两岸的“政治结构”。
台湾乘势配合，夸大军事力量的安全作用，让台海战争的触发几率升高。武力统一不但让台湾仇恨延续，中国大陆崛起进程，第三方的美国则取得完全利益。武力统一只有百害，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不会不理解用兵的后果。
目前，中国大陆国力发展顺遂，“实力统一”的第三条路线已经浮现。“和平统一”是一种透过“吸引力”的方式进行，武力统一是透过“强制力”的方式求取，实力统一则是透过一种“威望力”的方式服膺。
所谓“实力统一”，乃是基于“综合国力”的展现下实现统一。2018年初，美国国内针对中国大陆战略调整进行大辩论，随后形成了三大共识：“一、过去美国对中国大陆政策是失败的；二、中国具有全球性质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三、未来5到10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期。”
这三大共识，一是承认和平演变政策错误，二是认知中国大陆具有全球竞争实力，三是发展中的中国大陆，未来5-10年间是美国抑制其崛起的关键期。2018年美国产学界对中国大陆“实力”认知的翻转，确实是令人惊讶。
2012年后中国大陆在习近平接续政权之后，提出了中国梦与民族复兴的倡议，2013年“一带一路”经济政策的提出，以沟通中国、中亚、俄罗斯与欧洲市场整体化发展的推动；注重大国新型关系的建构与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政治的多边组织与活动；2015年启动解放军体系、制度、编成变革，改变了大陆军主义，走向联合作战导向的新发展；大力发展高新尖科学技术与产业落户，千人计划至2018年已经引进6000个高阶的创新创业人才。
中国大陆国力的增长，引来美国的对抗，如关税、贸易、经济模式的斗争；科技战略的阻滞措施；台海、南海自由航行的军事动作，台湾一中政策的挑战。美国对中国所施作的战略竞争，是一种整体与全面性质的竞争，台湾问题的杠杆，只不过是美国对中发起战略竞争的一环。
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迈克尔·切斯(Michael Chase)，2019年2月26日在“应变计画备忘录”指出，未来的12-18月内台海发生战争的几率虽然很低，但可能发生新的危机，建议“美国提供北京与台北沟通管道；外交途径化解危机；展现美国对台湾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支持”。切斯是基于美国战略利益观点的建议，但这种火上浇油的方式，让危机发生的几率更高。
从中国大陆的视角观察，随着大陆综合国力的增长，对台的工作显得“自信”，例如，惠台31项政策的实施、国民待遇的逐渐落实、台湾经济发展对大陆市场的依赖，以及未来高新技术产业与大陆联结的结构发展，尤其是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九二共识的主张，在南部并未影响选情的翻转，这些都是有赖于大陆自身国力发展的促成，实力成为稳定与统一两岸的决定性因素。
至于地缘战略的冲突问题，主要在于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制海权力量是关键。西太平洋海权的竞争一方面是“由海向陆”的设计，一方面则是“由陆向海”的延展。中美海军建设最近几年，维持每年11-13艘造舰速度，竞争相当激烈。然而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的战略竞争，却更能得利于兵力集中与陆基力量的支撑。其次，则是解放军战略兵力投送能力的决定，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计划在2020年能及于第一岛链边缘地带，让第一岛链的军事压力增大。
地缘战略目的在于“战略控制与行动自由”的获得，一旦“控制性战略”得以实现，“实力统一”更加有了可能性，其一方面可以抵销外力干预，另一方面起到威慑作用，同时更能协助推进“和平统一”政策，如习近平在“习五条”中所提出的“民主协商”、“制度构建”、“政治谈判”进程，也能避免“武力统一”战争场景的到来。但“实力统一”仍必须视中国大陆综合国力是否能持续增长与超越为前提。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4月号，总第25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