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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间，澳门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下，实现了整体经济由“负”到“正”的跳跃式增长，社会民生福利也显着提升，可谓“一国两制”实施的成功典范。 |
中评社北京12月23日电／12月20日，澳门迎来回归20周年。
观察者网发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吴璧君文章表示，在这20年间，澳门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下，实现了整体经济由“负”到“正”的跳跃式增长，社会民生福利也显着提升，可谓“一国两制”实施的成功典范。
然而，产业结构单一，发展空间有限，一直是澳门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例如，以博彩业为龙头而带动的经济快速发展虽然让澳门成为了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但博彩业“一业独大”的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潜藏了不少社会问题。
虽然就目前状况来看，澳门居民有较高的政治认同，决定了这些经济社会问题并不至于引发激进社会运动，但从长期着眼，这些经济社会问题依然对澳门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不小的挑战，不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则会损害澳门未来的发展潜力。
那么，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具体表现如何？针对产业单一化，特区政府正在进行哪些积极的改进？
澳门产业结构及其影响下的社会转型
文章分析，博彩业作为澳门最大的支柱产业，在回归以来一直对澳门的整体经济发展起着明显的拉动作用。博彩业在回归后的繁荣，可追溯到2002年的“博彩新政”。
回归前，澳门长期实行博彩专营权制度，博彩业经营权自1961年起由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垄断。在早期，这一制度使得澳门的旅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一批世界水准的休闲酒店和娱乐场所得以兴建。
然而，在1980年代前后，专营制度的缺陷开始逐步显现，澳门博彩产品类型渐趋单一，“叠码回佣制度”泛滥。同时，自1990年代起，韩国、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纷纷开建赌场；产品单一的澳门博彩业竞争力被逐步削弱，为当时澳门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针对这一情况，回归后的澳门特区政府决定打破垄断局面：
回归初期，澳门政府就确立了“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策略。随后的2002年，特区政府通过公开竞投、公司转批的方式下发了6个博彩经营权牌照，正式引入竞争机制，博彩业得以开始恢复高速发展。
2003年“自由行”开放后，随着访澳旅客人数的大幅增加，澳门博彩业也进入了飞跃式发展阶段，行业增加值不断上升，并在2013年达到顶峰，增加值占当年澳门产业结构的63.1%。
2014年至2015年，由于旅客消费减弱、公安部打击流动非法资金，博彩业行业增加值下降，但这一数值于2016年后继续回升。
博彩业作为澳门的龙头产业，长期以来在澳门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产业结构的50%及以上）。虽然近年来，金融服务业也开始取得一席之地（20%左右，参见下图），但区域经济环境使得其并不具备取代博彩业地位的实力；这就决定了澳门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处于产业结构不完善、博彩业“一枝独秀”的状况中。
实际上，对于澳门单一的产业结构及其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潜在危害，已有相当丰富的文献研究，读者也知晓一二；相比之下，关于澳门博彩业发展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讨论虽也很多，但似乎缺乏关注，不过这其实是一个颇值得决策者注意的命题——生产力发展冲击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带来社会转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新矛盾（或失范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如不加以解决，则会引发激进的社会运动。
在澳门，快速但畸形的经济发展同样引领着社会转型。这种转型较为缓和，表面上看来一派风平浪静，但内部潜藏的问题却依然很严重。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澳门的渐进社会转型已经开始加速，新问题也随之增多。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其一，博彩业发展带来的犯罪、毒品、高利贷问题等负外部性正逐步显现；
其二，不断增加的外来劳务移民正引发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
其三，收入分配失衡引发的贫富分化随着经济单极化发展日趋严重；
最后，“伪中产阶层”的出现和青年人才竞争力的下降影响澳门在大湾区内的发展前景。
这些问题中，又以贫富分化、青年人才竞争力下降两大问题更为紧迫。
澳门收入分配形态与社会稳定状况
文章称，从1999年到2018年，澳门GDP由493.87亿澳门元增加至4403.16亿澳门元，增长了8.9倍。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好形势下，澳门居民的收入分配却并没有向均等化方向发展；相反，博彩业的高速发展还促成了新的社会收入分化现象。
根据相关研究，2002年澳门的基尼系数为0.45（基尼系数高于0.4则表示收入差距较大），2006年则不低于0.48，这说明澳门在回归前10年内，贫富差距已开始增大。到了2018年，基尼系数虽然下降至0.36，但这也仅是受到通胀与中高收入分组人数增多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高收入人士的收入仍在稳步增加，但最低收入分组还是会因为通胀等因素导致实际生活水准下降，贫富差距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2018年，最高收入分组的月收入为最低收入分组的7.57倍，超过2012年的7.24倍。
正如上文所说到的，澳门自回归以来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博彩业的单极化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这其中的机制并不复杂：博彩业的飞速发展虽然能带来GDP的大幅增长，但财富短时间内只会集中在博彩业；其他行业成员难以从中受惠。不仅如此，博彩业的急速扩张甚至还会对其他行业产生挤出作用，造成结构性失业。
因此，大体来说，博彩行业从业者和顶级富豪（同时大多数经营博彩业）相较非博彩行业从业者获得的收入更高（关于最新的行业收入中位数，可参见下表）。大部分非博彩行业从业者虽然有政府福利津贴兜底，但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获得博彩业所带来的财富分配，甚至有的还会失业。
收入分配失衡会引发哪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给社会稳定带来的潜在风险。
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根据社会学研究，在很多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反而是社会运动更为兴盛的时期，因为经济起飞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新的收入分配形态，易造成部分人群的心理变化；另一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视野打开之后与其他国家、地区生活状态的比较，也使得居民对发展的要求更高。
因此，在澳门，经济繁荣背后的收入分配失衡极可能会使得低收入的基层劳工群体心生不满，从而增加这一群体的体制外政治参与，例如社会运动和游说等。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当然，需要专门指出的是，事实表明，澳门在回归之后的社会运动，是以表达民生诉求而非民主诉求为主流，例如2007年的十一“反贪腐、保民生”游行等，这就使得澳门的社会运动并不带有分离主义色彩。
受制于博彩业发展的就业结构
文章介绍，回归以后，博彩业的飞速发展为澳门劳动者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从1996年到2007年的11年间，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了5.16万人，增长率为294.86%。因此澳门失业率快速降低，劳动参与率快速提升：到2019年，失业率已下降到1.7%，劳动力参与率上升到70.4%。
劳动力向博彩业的快速转移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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