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研究乡镇企业发现，宏观经济不景气时，没有谁能帮他们，这些企业最后就留两三个人看厂房，给机器设备加完油、盖上布，所有工人回家。所谓“卷旗也不缴枪”，等到市场回暖，订单一来，“海绵重新吸水”，继续干。
这是最低的底线。从这条底线再往上，比如银行给一定授信，地方政府能减部分税费，或者上下游有一点支持，一条一条往上划，确定下限（最坏的可能），然后不停地往上限（最好的可能）努力。
俗话说，家家有本自己的经，企业也一样。所有企业都要先求站得住、活得下去。如果还有余力，自己站住以后赶紧再拉别人，包括帮助员工和上下游伙伴。三足鼎立才站得稳，企业拉两头也相当于拉自己。
当然，企业也不要唱高调，自身有多大力使多大力，不要超出自己的承受力极限，否则自己没站住，反而又连累了两头。
全球疫情暴发先后不一，轻重不一，所以中国不同企业面临的难题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是订单不再，有的是订单还在，但供应链不齐、物流不通。这次全球疫情带来的流量损害比较重、覆盖面很宽，这对制造业构成的困难尤其大，因为中国的制造业是在全世界采购零部件，最后才形成产品卖到全世界。
疫情一来，企业家主动也好，被动也好，都开始应对。应对比较好的企业，你看他们首要做到的第一条就是接受现实，然后很快基于新的现实，调整决策思维，重划起跑线。企业原来都有一个发展计划和目标，甚至已经对外承诺了目标，尤其是上市公司。遇上疫情了，怎么办？这时候就要看到，疫情确实是天大的坏事，但并不是专门针对某一家或某一行业的，大家都受损，都需要重划起跑线，然后在新的现实中开始重新竞争。这就要看谁有办法跑得好一点、快一点。如果还总是陷在疫情之前的增长惯性和发展计划里，解不开心里这个结，就不可能有坚强的突围意志和灵活的突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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