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什么此次立法决定是直接公布实施？——避免干扰和破坏
为何此次立法决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公布和实施？邹平学指出，从决定的说明和草案内容来看，这部法律采取的是决定公布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授权制定相关法律，然后在特区公布实施的方式。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规定，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有两种实施模式。一种是由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这种程序是比较简单，就是由特区政府在政府宪报上刊登，就完成了整个程序。另一种立法实施是需要由特区政府向特区立法会提出实施有关全国性法律的议案，由立法会来制定本地的法律来实施这部全国性法律，但如果立法会阻扰、拖延，就像国歌法条例在本地立法所遇到的阻力一样，就会导致全国性法律在特区实施受到阻挠。所以，这一次决定以及决定草案里有关直接公布实施的规定是充分考虑了香港现在的实际情况，避免实施时受到干扰和破坏采取的一个措施。
四、“港区国安法”和基本法第23条有什么差异和关联？——与时俱进 相互补充
邹平学分析指出，这次全国人大决定的草案里力求解决的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这四个突出问题。这四种行为和基本法第23条要禁止的七种行为相比，只和后者的“禁止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政府”两种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同第23条中的“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进行政治性活动和建立联系”有一定关联。
“所以这一次立法实际上是要解决当前香港国家安全面临的最突出的四个紧迫问题。”邹平学说，主要是“港独”分裂国家，利用香港作为反共基地、反华基地要颠覆国家政权，以及反修例暴露出来的暴力，甚至是接近恐怖主义的行为。
邹平学重点分析了国安法草案中提到的“外国和境外势力”的问题。他指出，“外国势力”主要是指美英等国家。美国和英国一直在强势干预香港事务。英国方面在香港回归之前的过渡期就在极力推动香港的政治改革，维护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同时将香港的反对派组织和议员培植成为英国在香港的代理人。美国于1989年和1990年先后通过了《增加香港向美国移民配额的修正案》，为香港亲美势力提供“保护伞”，通过培植、扶持认同西方价值观的政党，力促香港主要反对派组织及其议员变为美国在香港（议会）的代理人。“代理人政治”是国际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主要模式。在去年的反修例风波中，美英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所谓的受政府控制的“民间组织”纷纷跳上了前台。在美国方面，去年中美贸易摩擦和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大打香港牌，2019年悍然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法案不仅赤裸裸要求2020年完成立法会普选，还要求完成行政长官真正的民主选举，并明确规定了对破坏香港基本自由和自治的制裁措施，对香港事务进行了匪夷所思和明目张胆的干预。
“外部势力”是指台湾的“台独”势力。邹平学说，在去年的反修例风波中，台湾民进党当局明目张胆地介入和干预香港事务，实际上，自民进党上台执政以来，民进党当局一直在渗透香港，港台两地近年来在社会运动上已有明显的“联动效应”。
“基本法在1985年开始起草，1990年通过，1997年生效实施。现在的很多情况是当时没有想到的，比如恐怖主义和’台独’势力的渗透。”谈到后者，邹平学说，基本法第23条针对了外国组织和势力，但无法禁止台湾介入香港事务的行为，因为台湾不属于“外国”的范畴。“香港今天国家安全法治的严重缺漏和国家安全形势的不断恶化，与外国和外部势力的深度干预是分不开的，这一次立法确实是做了很有针对性的规定。”
因此在邹平学看来，这一次的立法和基本法第23条并非是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央目前要着重解决当前面临的四个重大挑战，同时也会继续督促特区完善第23条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