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四海连动”下的中美竞合关系 作者：赵春山（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
作者指出，东海、南海、黄海和台海，曾被视为冷战后东亚地区具有战争危险的四个爆炸点。它们看似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影响，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四海连动”。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可能因“台湾问题”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台湾也会因“重美轻中”，面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一、前言
邓小平于1985年3月4日接见日本访客时表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但面对“八九事件”和“苏东剧变”，邓于1990年3月3日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则明白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2〕邓小平当年的精辟论断，已反映在冷战后的东亚变局。
东海、南海、黄海和台海，曾被视为冷战后东亚地区具有战争危险的四个爆炸点。它们看似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影响，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四海连动”。
上述地区邻近中国大陆周边，攸关中共战略安全利益。因此，从十八大以来，中共就把拓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提高到一个相对重要的水平，至少居于和“大国关系”等量齐观的地位。例如，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不久，即于2013年10月24日，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在会中提出以“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思考周边问题，并强调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3〕中共十九大报告论及新时代的对外工作重点任务时，也强调“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4〕
习近平重视周边安全，希望拥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来完成他“两个一百年”的民族复兴目标。大陆学者阎学通认为，维护周边地区的稳定，是中共“预防性”的战略利益。因为周边地区的政治不稳定，或是发生军事冲突，有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后果。〔5〕而学者阮宗泽则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两个不变”：一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二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发中国家”。〔6〕显示中共对自我发展及在国际社会的角色，仍具“韬光养晦”思维。
“韬光养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避免冲突，尤其避免与区域内的强权形成对抗。阎学通曾以美国为例，认为中共如与美国形成对抗关系，则中国大陆的战略安全利益将受到全面威胁：第一，会导致美国在亚太合作中强化日美联盟，以日本平衡中共在亚洲的大国作用，而中共则失去利用日美矛盾的可能；第二，会造成美国加强对中国大陆分裂势力的支持，使中国的统一安全受到威胁；第三，会被其他国家用来增加他们在与中共解决矛盾时讨价还价的筹码。〔7〕由此可见，中美对抗对于中共外交利益的损害，会特别反映在中国大陆的周边地区。
二、美国亚太战略
美国在“911事件”后展开外交战略东移，东亚是其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而中共则被视为主要的对手。尽管有人认为，欧巴马时期的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是以应对中共挑战为战略目标，但欧巴马政府于2015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还是强调要和中共发展一个“对双方人民、地区和全球有利的建设性关系”。〔8〕川普上台后，在他2017年12月任内推出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把中共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9〕并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强调“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已受到来自中共的挑战”。〔10〕
为何川普对于中共的战略定位和中美关系的看法，会出现较其前任如此显着的变化？我们在此引用大陆学者王缉思和美国学者李侃如(Ken Lieberthal)的共同研究认为，这是由于中美双方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所造成。王缉思和李侃如把“战略互疑”，归纳为三个主要来源：一是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二是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三是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11〕综合上述三项因素，我们认为：
第一，中共实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已对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共采取的“和平演变”战略，形成了重大的挑战；换言之，中共并未接受美国眼中的普世价值，也没有仿效美国引以为傲的政经发展模式，就已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并且成为世界舞台的要角。
第二，中美综合实力的对比已发生变化。中共虽强调不做霸权，但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已对川普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形成有力挑战。例如，美国担心“一带一路”建设将使中共走向海洋，进而挑战美国传统的海上强权地位；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大陆制造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已对美国的传统优势形成挑战；随着中共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也将动摇美元享有的金融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上任后强调“文化自信”，让美国主导的西方文明受到挑战，形成了学者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笔下的“文明冲突”。美国特别重视中共和俄罗斯花费巨资，运用诸如人文交流、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等各种手段，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和观念。美国学者认为，这种影响既不像“硬实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也不像“软实力”那样具有“魅力攻势”，因此他们称之为“锐实力”(sharp power)。〔12〕
第三，川普的政策取向虽缺乏足够的稳定，但他个人抗拒全球化的态度却非常明显。例如，川普强调美国并没有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气候协定”等多边协议获利，故主张以单边主义和双边谈判来达成“美国优先”的目标。
虽然川普经过与习近平的多次会晤后，建立了层次更高、协商议题更广的沟通管道，即从战略及经济对话，扩大至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经济、执法和网路安全，以及社会和人文等四项领域。尤其针对敏感的军事安全部分，两国提出了建立“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的构想，以避免危机升高。但毕竟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美景，中美关系还是呈现严重的“战略互疑”，归根结柢，还是因为美国对于“中国崛起”存在的疑惧。
为了维持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美国运用下列经济、军事和联盟体系等传统对外政策工具，来对中共进行全面性的战略围堵。
在经济领域方面，川普先以“301条款”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再以“中兴通讯事件”为工具，把战场扩至科技领域。虽然双方一度达成“停战协议”，但川普的商人性格，不会让他轻易放弃手中拥有的经贸牌。白宫于2018年6月15日宣布对500亿美元大陆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13〕中共有备而来，随即还以颜色，一场贸易战争看似难以避免。
在军事领域方面，川普持续加强美国军力，并在大陆周边地区展开军事部署。川普在《国情咨文》中呼吁国会废除2012年通过的自动减支措施，为美军提供充足军费。〔14〕2018年美国军费增至7,000亿美元，系2005年后最高金额，提出包括新武器采购、美国核力量更新及美军官兵待遇改善等计画。其中，人工智慧（AI）运用于军事领域尤受关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美国海权中心主任克罗普西(Seth Cropsey)指出，中共与美国盟邦在太平洋的领土争议加剧，凸显了维持美国海权的紧迫性；中共若取得掌控太平洋第一岛链地区的能力，将不利美国与其盟邦的协调，届时中共或将成为亚洲国家的贸易与安全伙伴。〔15〕《华尔街日报》曾引述美军匿名人士表示，为应对中共军力迅速崛起，美国国防部考虑于东亚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 MEU)。〔16〕美国2018年1月公布《国防战略报告》后，加强美军在亚洲驻军，立即成为美国国防部的首要工作。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察逊(John Richardson)2017年12月声称，美国海军可调遣其在东太平洋的舰艇，来增援美国在亚洲的军力。李察逊表示，美国为应对中共在南海与亚洲地区日增的军力行动，已加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任务负担。〔17〕
最后，美国以强化和日韩等盟国的联盟体系，特别是拟议筹组以印度为主的印太体系，来对中共进行海陆两面包抄。川普在2017年11月展开的亚洲之行中，一改华府过去惯例，以“印太”来取代“亚太”的用语。〔18〕其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于2016年8月，在肯尼亚非洲发展会议发表演讲时，就已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19〕美日澳印官员于2017年11月于东协马尼拉峰会会晤，并于2018年再度晤谈，以推动“四方对话”的进展。〔20〕
新加坡学者穆赫吉(Rohan Mukherjee)分析，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有三个目标：一是确保区域秩序由国际法规而非国家力量决定；二是确保自由贸易与自由航海权；三是支持东亚与东南亚的小国，以维持前两项原则。〔21〕
三、中美在朝鲜半岛的竞合关系
朝鲜半岛的核心问题是美朝关系，幕后因素则是中美角力。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2002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将北韩连同伊拉克及伊朗，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国”，〔22〕并威胁要对北韩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并排斥与北韩接触和进行双边会谈。欧巴马出任总统前后，曾多次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对朝强硬政策，并在上任后表示美国政府愿与北韩接触。前国务卿希拉蕊声称欧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即把对北韩的接触保持在一个最低的限度。川普总统就任后强调，不会继续对北韩“战略忍耐”，而是以“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取而代之，也就是加大对北韩军事和外交压力，并领导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经济制裁。但美国国内许多人反对川普的对朝强硬政策，川普最后决定经由谈判来促使北韩弃核。
美国希望以双边谈判取代“六方会谈”，考虑因素之一就是避免中共在朝核谈判中取得主导地位。美国战略家认为，中共虽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但却以美中战略竞逐为主要考量。美方判断无论朝核危机是否消弭，北京均会聚焦松动美日韩同盟。为了避免美国在美中战略竞逐中屈居劣势，美国智库人士建议政府勿以撤军南韩，作为和北韩的谈判筹码。
在中共方面，朝鲜半岛古来即为中国大陆的战略缓冲地区，中共基于周边安全利益，希望朝鲜半岛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中共系北韩唯一盟邦，双方维持长期的意识形态连结。北韩依赖中共的经济援助，对中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比重高达90%。另一方面，南韩虽为美国的坚强盟友，但从中韩建交后，双方的经贸关系即大为加强。
中共试图对南北韩采平衡政策，但因北韩不满中共加入对朝制裁行列，以及南韩境内部署萨德(THAAD)问题，而使中共与两韩的关系一度陷入低潮。
韩国亚洲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主任金兴奎(Kim Heung-kyu)曾表示，“鉴于朝鲜近年来的挑衅，习近平政府实际上已经在为朝鲜的不稳定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做准备”，他认为“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抛弃了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盟友的遗产，着眼自己的国家利益，寻求同时提升对韩朝的影响力”。〔23〕事实证明，经过中共与南北韩各自的努力，中韩和中朝关系都获得重大的改善。
南韩总统文在寅认为，因朝鲜核导弹威胁，使南韩无法撤回已部署的萨德系统，但不主张追加部署，对此中共虽不满意，但可接受；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则充分理解，中共是其政权安全的最大保障，中共的支持是他进行外交谈判最有力的筹码，故也积极修补他和中共的关系。在金正恩透过文在寅与美国进行的外交谈判中，中共即在幕前幕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南韩世宗研究所企划本部长郑成长(Cheong Seong-Chang)表示，中国参与制裁是施压朝鲜愿意和谈的关键第一步；金正恩两次前往中国访问，在无核化路线图问题和战略转型皆获得中国支持，是金正恩放心大胆前往新加坡的第二步。没有中国支持的无核化路线图，没有中国支持的美朝安全保障条件交换，朝鲜是不敢贸然接受的。作为朝鲜唯一的军事同盟国，中国是一旦美国毁约之后唯一可以为朝鲜提供安全支持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支持是朝鲜能够和美国和谈的基础和支撑。
无论“川金会”达成何种共识，未来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安全保障，都离不开中共的影响范围。美国学者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引述一些中共分析家的看法认为，北京将是未来和平协议的“保证者”(guarantor)，可监管美国最关切的去核过程，同时向金正恩保证，即使弃核其政权仍将稳固。中共扮演的“保证者”角色，使它得以维持在美朝之间的影响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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