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1945年以来不断地发展民主的生活方式，基本上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成绩固然还不理想，但连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都认为台湾政治开放和进步，相较于传统封建王朝，“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质的飞跃”。这份“质的飞跃”蕴藏大量的正资产，就看识不识货，会不会用，责任在己。
台湾若是本本分分地回到中华民族本位，继承亚洲第一、中国史上第一且唯一之民主共和国的精神与历史传承，继续提升自身的民主生活方式的素质与内涵，采取“民主和平统一之路”的战略，与大陆开启政治谈判，应该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一条路径。对台湾而言，这绝对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绝对是一条值得走的蓝海之路。
四、台湾必须提出政治战略才能破茧而出
两岸问题是政治战略的问题，军事解决不了，国共内战就是证明。或许有人要从经济切入，更无可能解决，本文开头就分析过道理了。
显然，“和平统一”对两岸是客观上最佳的选择。和平统一必须先解决政治问题，这必须两边同意政治谈判，经过政治谈判后愿意采取兼容的政治制度，似乎和平统一无法回避自由民主议题。这种几率在目前看来很低，然而，确实是对中华民族与台湾最有价值的目标，未必就会对大陆当局不利，全看怎么面对现实与思考问题。依情势而论，武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高低难论，但大陆无论以什么方式统一台湾，总会面临“统后治理”的问题，又会回到政治战略与政治制度的长期问题，还是甩不掉政治体制问题。
总的来说，两岸之间确实存在“和平统一”的客观机会与需求，为了台湾人民，台湾当局有责任与义务争取两岸和平的实现。
1、政治谈判是必经之路
要启动与落实政治战略，争取到和平，政治谈判是必经之路。蔡英文在2016年迄2018年多次提出希望双方坐下来谈，2018年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多次公开表示，“与其胡思乱想，不如大家坐下来聊聊。”如果民进党都有此表示，国民党更无理由拒绝。
问题的关键在以什么身份和立场去谈？前提是什么？大陆要求接受“九二共识”，但“九二共识”已被操弄过度而搞成了夹生饭。不如直接站在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政策”的事实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当局可事前公开言明：一个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两岸互不隶属”、“两岸互不为代表”、“两岸各自无以独为全中国”，这是事实，不妨害“这一个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基本事实。若执意要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去谈，就是不务实。不务实者必败，这就是“一中各表”或“一中同表”不务实、不可行的致命伤。
要启动政治谈判就必须两岸都采“内外有别”的做法，把国号摆一边，“台湾与大陆”并列，谁都不吃亏，谁也都别占便宜。这样做，既有的国号不会消失。依目前台湾内部情况，在野党（国民党）当然不具备代表台湾与大陆进行政治谈判的正当性，但对政治谈判的必要性与战略战术是可以论述并作为政策主张的；以此区隔自己与执政者对台湾前途看法的不同，争取民众的支持，追求再执政而为台湾开创更好的前途机会，则是完全具有民主政治正当性的作为。
台湾内部的政党或政治人物要摆脱“投降卖台”的红帽子，就要积极主动而有效地对大陆单边的强势作风有所作为，又不从事类似独派盲目无理、脱离现实地对抗大陆的做法；而是站在事实基本面之上，名正言顺地吹起与大陆有理、有利、有节周旋的号角。如果一心只想央人让利，不敢积极作为，当然就有被以“投降卖台”抹红的空间，国民党的惨输溃败就种因于此。
再者，只要台湾坚持“独立自主地”谈，坚决不受国际势力的干预与影响，大陆应无疑虑，反而可能释放更多的善意，或者至少没能找到挑剔台湾立场的话柄，更增强了台湾的谈判地位。表面上看起来，独立自主下台湾必须与美国和日本保持距离，丢弃一些国际助力，其实这种勇于保持距离的态度恰恰会令美日一时心中没底，主动探询台湾的真意，尊敬台湾，拉拢台湾，令台湾掌握从来没有的主动权。看看金正恩在2018年冬季平昌奥运之前如何与中国大陆反目所造成的效果，或许可以得些灵感。这样的谈判会令两岸水涨船高，对大陆亦有绝对的好处。大陆当局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要逼使台湾当局俯首贴耳地顺从大陆当局的意旨，就不可能开启有助于化解政治分歧的政治谈判，“和平统一”将成为空想。
如果台湾能以这样的思路规划好两岸论述，既务实可行，又战略战术主动，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必然极易攻占国际一流媒体的头版头条，立马抬高台湾在两岸与国际间的地位，谁敢说做此主张者投降卖台？而且，与大陆进行这样的政治谈判对台湾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幅降低“武统”发生的几率。在台湾愿意政治谈判的前提下，大陆若执意出兵，将对内外无法交代。师出无名，风险特高，大陆岂能肆无忌惮？
有人提出两岸对谈“不要有政治前提”或“不要有任何前提”的说法。首先，人本身就活在一个巨大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中，每个人的生存本身就是无数前提的产物，说“不要有任何前提”是不现实的，人世间不存在这样的可能。若是“不要有政治前提”，那么，可以务实地“站在事实基本面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由于事实基本面是已客观存在的开放性事实，非一方可掩盖扭曲，以此为基础，可避去对方单边片面“政治”的限制条件。
台湾应该“根据事实，内外有别，政治谈判，公开进行，反守为攻，独立自主，破茧而出，主导议题，进退自在，与民交流，他为我用，设身处地，我为他用，十年为期，不必着急，统一且慢，谈好再说”。
最后，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势力可能阻止台湾进行两岸政治谈判，其实，这是多虑了。看看两德统一的1990年、两韩2018年的数度高峰会与2015年的马习会，只要当事的双方要谈，美国是挡不住的。
2、中华民国对台湾的意义与作用
两岸关系中，存在一直被台湾自己糟蹋弃置的蓝海空间。台湾能做而且还未曾做的事很多，如果做对的事且用对的方法做到刀口上，会产生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未曾认识到或敢于想像的化学变化，“政治谈判”就是这样的事。毕竟，两岸之间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决胜关键是两岸内部乃至中华民族内部的人心，不是外在的国际法理。人心是很微妙的，比起国际法理有大不可言的变化纵深。然而，在政治谈判之前，台湾先要对与自己密不可分的“中华民国”的意义深入认知与瞭解，知己才能知彼。
台湾因为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努力，免于继续被日本殖民，人民的文化传承与精神思想有机会回复与自己出身文化相符合的正常轨道与状态，虽然有228事件发生，但根据历史资料，主要是受日本殖民余孽挑唆煽动所成。在政府希望和平解决、尚未决定镇压之前多日，暴民便已主动攻击官署与军警人员、军事重地、抢夺枪炮弹药、劫持公务人员、滥杀无辜、破坏官署与学校等公共设施，对台湾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冲击。更可悲的是，勾结外国人，想搞台湾独立。试问，这种情况是哪一个文明先进政府可以容忍而坐视不管的，看看美国如何对付骚动暴乱分子就可见其一斑。
证诸历史事实，1945年以后的台湾若不是中华民国政府进驻，殖民剥削、大战残荒之余不可能依赖自己的能力快速复原，极可能发展成少数豪强富室宰制绝大多数处境堪虞之贫弱众民的局面，这从豪强之家抢占日产与公产的行动见到证明。国民政府迅速平定228，使得台湾有安定的发展环境，从事各方面建设。台湾真正的“现代化”其实始自1945年，迄今受中华民国的保护与抚育，应为不争的事实。
国共内战期间，战火未波及台湾，1949年暂告一段落，要不是“中华民国”，台湾必为中共解放，此为历史事实，不必狡辩。若不是这层保护，一旦被“解放”，下场将会如何，看看中共1949年到1976年的党史就不难想像与理解。
再往远处追寻，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是人民有机会真正当家做主。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虽出现过更严厉的专制统治，但已不曾再出现私家帝王。北伐取得国家基本统一的形式，黄金十年的建设储备对日作战实力，八年浴血抗战，打死200多个将军，取得世界四强之一的地位，取消不平等条约，令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这是留给台湾人民之震古铄今的历史丰碑。国民政府念兹在兹的是要落实孙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宪政，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坚定不移地排除中共与民主同盟多人的杯葛，坚决制订颁布《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起实施，中华民族自此进入到宪政时代。虽然历经《动员戡乱临时条款》的波折，民主宪政毕竟一步步地被在台湾落实开展，就人类文明发展阶段而言，较诸大陆方面的体制进步。
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并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失业率极低，始终未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期，台湾以户为单位的基尼系数（Gini coeficient）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富裕社会之一。经过全球化扩大了贫富差距之后，到今天台湾的基尼系数始终还未超过0.35。
在诸多历史真相越来越大白于世的情况下，无论中华民国的民主之路走得如何踉踉跄跄、摇摇晃晃，绝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质的飞跃”。中华民国的历史实际上保护了台湾方面超过70年，这股事实力量能否延续，得看台湾日后的努力。
不过，台湾必须坦诚面对一项严酷的现实，“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纵使是中国史上第一且唯一之“几千年来质的飞跃”，但不可否认的，本身有弱点或瑕疵。其次，它与目前或可预见之未来的政治现实有重大的差距，在正常情况下，要以中华民国体制填实一个中国的内涵，改变两岸的政治现实，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质的飞跃”，这个体制的最高意义应该在其本质上原始的原理、原则、目标、观念与精神，而不在固定的制度设计。原理、原则、目标、观念与精神是可以无限延伸扩展，发展充实，可以落实在不同的具体制度上的，具有创造新物、融合旧物的潜能，掌握这个核心要点，用力思索且努力开发未来的可能性，才是台湾的战略潜能所在。
五、台湾资产对中华民族的意义
国民政府追求国家民族国际地位的平等，竭力解除不平等条约，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将国家发展的轨道转向宪政。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国民政府在极恶劣的条件下，联俄容共，经之营之，总算能有北伐的成功，国家“形式上”统一。继之以黄金十年的建设，令中国各方面大幅进步，成绩斐然，远远超乎预期。在追求中国国际地位平等的进程中，对日抗战是最为关键的历程，若不是蒋介石一再表达坚定不摇的抗战意志与决心、痛斥和谈主张，这场抗战是打不下去的。
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免费教育。根据专家的研究与粗略统计，当时完全依赖国家提供生活费的学生，达128,000余人，其中就包括“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人，以及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未领国家贷金或公费，但在国内各学府完成大学教育后出国留学，而日后成就卓著、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学生，不计其数。
民国历史资产不只在后来的台湾发光生热，连大陆同胞引以为绝对骄傲的、以为是中国强大基础的“两弹一星”也是直接受惠于它，其余科技发展直接或间接受惠者自不在话下，1949年以后大陆所谓之中国强大的基础其实来自民国的奠基与贡献。
在抗战期间，人员与物资移动困难，短短的8年之间，国民政府成立了一所三校合组的联合大学。这是一所“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所创纪录空前绝后，这就是“西南联大”。因要求严格，只有3882名学生获得毕业证书，培育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这是民国历史上非常光辉的一个角落，遗爱两岸，迄今犹受其泽被。
今日之台湾其实创下了中国自古以来不曾有过的纪录，就是人民自己可以法治的和平方式管理自己，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不需要“为人民当家做主”。台湾内部再乱，远远不及中国改朝换代时的乱局，这种表面的乱象本身是一种社会内部自我辩证力量的表现，如果能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目前加诸台湾身上的许许多多外部与内在的严酷限制将被解脱，这股力量本身与发展纵深必然可观。曾经的“台湾奇迹”就是在外部有大限制但内部无国家认同问题的情况下获致的成果，足证笔者所言不虚。
大家不要错误地认知了，以为今日台湾之困境与辛苦是民主生活方式使然，其实恰恰相反，如果没有长期以来的民主生活方式，台湾早就垮了。无论实践民主生活方式的成绩优劣如何，这等实践的经验是人民心理淬炼的果实，假不了的，是极为宝贵的正资产，证明了中国人民是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是中华民族史上最巨大的文明飞跃，迄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这份经验若能持续改良、提升、扩散，是让中国人民学习蓄积更强大的心理素质的必经之途与必要程式。有强大的人民才会有真正强大的国家，这份台湾资产是中华民族真正伟大复兴力量的起点站与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朱骏，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独立政治评论员，着有《崛起大国的困境与出路—民主集中制的反思》（2014年出版，唐山出版社）、《两岸和平唯一的出路——兼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道》（2018年出版）等著作。］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2月号，总第254期） |
